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在线阅读_中国近代史范文澜有没有下册

1.荣孟源的主要作品

2.战争后，林则徐是怎样走上神坛的

3.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推荐

4.范文澜的结构范文澜的结构是什么

5.范文澜中国通史为什么没有写明元清朝

6.中国近代通史的内容简介

7.有哪位历史学家一日只写百字却耐得寂寞

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党史如何划分？

中国近代史究竟研究那一个时期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学者认识是不一样的。

中国历史载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来历史科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在西文里，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 译为“近世史”。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用“近世史”、“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如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20世纪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中将“近世史”的开端从道光时开始。

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是考虑到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理由是很充足的。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认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也认为中国近世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

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比肩欧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借此说明中国近代种种巨大变化的由来，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到中国，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国历史来说，从明末到战争前夕，有着300年之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不能说欧洲的近代历史对中国毫无影响，但是要指出，这种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历史全要讲到，我们还是不能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从著作的技术性要求来说，也是不无困难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两卷只作到了战争前夕，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其南方印书馆的版本从明末作到清朝康雍乾年间，中央政治学校的印本，上册与南方印书馆版本基本相同，下册从战争讲到辛亥革命。本来要叙述中国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叙述战争以前的历史，战争以后的历史却叙述简略。这些作者在抗战期间从事撰述，劳碌奔波，困苦莫名，难竟全功，是可惜的；但这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的不合适，不无关系。

有趣的是，给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作“引论”的罗家伦，却不同意郭廷以的看法，而把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他在《引论》中说：“如果史学家从‘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它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蒋廷黻与罗家伦一样，认定中国近代史开始于第一次战争，认为虽然自明季以来中西有接触，但那时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因此对于中国影响不显著；第一次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发生了新的关系，因为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民族救亡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百年国耻，倾向于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开端。自1933年李鼎声出版《中国近代史》以后，陆续有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的著作用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书名。可见，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以“中国近代史”作为教材或专著的中国近代史类著作高达数十种。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接受苏联史学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从世界范围来说，那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前封建主义的时代，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称为“现代”，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因此“近代”与“现代”就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属性，成为两个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指的是最近的，现今仍在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以此观点，观照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但是1840年战争后，中国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的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年中英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绝大部分作者都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与学者生活的当前时代联系起来。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完整定义，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造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却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给出了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定。范文澜的书是1945年完成写作，1947年出版的，那时他还不可能预计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获得最后胜利。但是他在该书的《说明》中劈头就说：“《中国近代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本书是上编的第一分册。”该书目录明确标明：“上编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战争至五四运动”。他的志愿未遂，上编第一册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后便无下文。但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大框架，却基本上奠定下来了。

根据范文澜的设计，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荣孟源、刘桂五等学者在1948年编写了初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史》上编，明确标举“战争至五四运动”。这本课本的编辑说明指出：“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这本课本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上编》，它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历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总结，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数学者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并且以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而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和同一作者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编》（1940年，香港，国泰出版公司）所处理的内容和时间范围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明确了。王廷科论证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划分，他根据列宁关于区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断，提出：“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他主张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他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站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主要方向；因此，中国历史就由“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不能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加区别地一并划入中国现代史范围；应当如实地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如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并列起来，一起划入中国近代史范畴，“那么在客观上就贬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

在20世纪50-6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刚刚建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就是晚清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1919年以后的历史，主要是党史的研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事实上，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

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

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给予高度重视。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刚过去未久，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加之海峡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

同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识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当时，李新、刘大年、荣孟源都持这种看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

《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主张把近代中国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笔者也曾附会其中，继续阐释胡绳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并且讨论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问题。经过这一次讨论，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

这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

在作出这种结论性认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一是苏联的历史分期主张。苏联把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看作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是世界的现代史。这种观点打破了西欧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体现了历史观的进步，但是不能简单地拿来套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正像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的历史分期法套在中国历史上一样。中国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近代历史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欧洲和苏联都未曾经历过的。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是贯穿于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的，在1921年中国***成立以后及其以前，这个任务都没有变化。其区别在于革命的具体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的产生而出现变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领导力量的不同而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系统论述。在1935年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1924年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的革命还是如此。”在1939年说：“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环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这两段话，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讲清楚了。概括来说，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幼弱，无力完成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不能不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来承担这个领导任务，所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的“两半论”成为全党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总理论的出发点

中国***人所以重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由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理论上的需要。基于此，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把它作为确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据。他对此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的“两半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构成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全党同志及理论家与史学家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并由此出发分析和强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战争的一些特点。1923年7月，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派．”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国红色根据地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形势时说：“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由上可知，这期间虽然也谈了半封建社会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但他更强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可以断定，从抗战前夕的1936年开始，已完全认识了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此后的四五年间，经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依据这种分析来制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及“如何研究战争”时指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这个“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与经济的一些特点。显然，最迟在该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了。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国情得出的结论。李文称毛“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由于受到过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响”，到1938年初才形成，这纯属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

在以后的几年之中，尽管有时还偏重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国情的分析，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却更多地时常出现在其讲话和著作中。1938年3月，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部分学员讲话时强调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务。”该年5月，他在名著《论持久战》中又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年11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

进入1939年后，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总结性的阐述。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来是不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他在《〈***人〉发刊词》中论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动力等问题时说：“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一文中，全面、系统和集中地论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与民主革命的诸问题，其中第一章第三节专门论述“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强调：“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在论及中国社会性质与近代民主革命的关系时说：“只有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940年初，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转变时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一八四。年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

总之，向来注重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考察，并对它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在近二十年中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深刻而独到的阐述，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不断完善和日益深入人心。在他看来，了解和明白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件事关革命大局的头等大事，千万不可忽视而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根据”。所确认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如果单从概念上去咬文嚼字地理解，或许会觉得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原本说明不同情况的概念拼在一起有些欠妥帖；但是，如果我们将之视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创新，则会发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毕竟是经受过中国民主革命斗争检验的、因而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至今仍充满着辩证法活力的正确论断。它并未褪色和过时。*

荣孟源的主要作品

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学术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一部反映自1840年――1949年完整大型的；《中国近代通史》在宏观思路和总体架构上有了创新的；《中国近代通史》是在吸收、总结几代学人，包括港台；一是该书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匡正了；

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学术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今年7月全部出齐的。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第一部完整大型的近代通史专著，是史学界和出版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文化成果。

编写一部反映自1840年――1949年完整大型的近代史通史专著，是我国几代近代史学者的夙愿。范文澜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仅写到义和团运动；刘大年先生曾努力推动，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也写到义和团运动；胡绳先生的《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也只写到五四运动，且只限于政治史。这些前辈学者生前都曾有过编撰一部大型近代史通史的想法。自1999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和动员全所力量开始编写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学术版，经过整整8年的艰苦研究和写作，终于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专著，对我国近代史研究做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有力推动。

《中国近代通史》在宏观思路和总体架构上有了创新的面貌；在具体论述上吸收了学术界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的积极成果；在史料的发掘、分析和运用上有新成果。它不仅能够满足专业研究者的一般需要，而且在目前尚没有一本较权威较规范的参考书的情况下，还能够满足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参考的迫切要求。同时，对文化单位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对处以上干部学习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套合格的详尽的读本。

《中国近代通史》是在吸收、总结几代学人，包括港台和海外学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与以往中国近代史著作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崭新面貌。

一是该书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匡正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年――194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年――1949年）两个时期的误解，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了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基础特点，结构完整系统，一气呵成，体现了从“沉沦”到“上升”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轨迹。二是本书以革命范式为主体基本线索，同时考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以现代化范式为补充，全面客观地叙述了近代中国发展的丰富内容。近代中国的主题是谋求独立和解放，围绕这个中心，该书全面反映了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启蒙、改革和革命的真实过程。在以革命史为主干的前提下，本书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边疆地区发展都做了全方位的描述，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三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本书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吸收了范文澜、刘大年、胡绳等前辈学者的成果，也吸收了近20年来国内、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研究的成果。特别是本书关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北伐战争和国共两党的关系等重大都对已有成果作了全面整合和梳理，并作出了独立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四是本书在编篡过程中，广泛收集和使用了各种历史资料，特别对新发现的史料尤为重视研究和利用。本书不仅用了中国一档馆、二档馆的珍藏资料，还利用了以往很少公布的中央档案资料，以及台北“国史馆”资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资料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藏的档案资料。对一些过去因史料未能弄清的史实得以澄清真相；对传统的一些观点，依凭新史料，重构史实，进行了完善或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

战争后，林则徐是怎样走上神坛的

荣孟源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积极协助所长范文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1950年，创办并主编《进步日报》的《史学周刊》。他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近代史》(上册)和《中国通史简编》，撰写了《国贼蒋介石》《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等多种学术著作，其中《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一书，于1955年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荣孟源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50年代初期，就此写出了3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收入到1983年出版的《历史笔记》一书)。荣孟源对近代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倾注了大量精力。1954年《近代史资料》创刊以来，他一直是这一刊物的主编，至1985年已编辑出版了58辑，专刊21种。为了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建国初始，中国史学会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他参加了其中的《太平天国》《义和团》 《辛亥革命》等3种资料书的编辑工作。从50年代初期开始，潜心收集、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和各类函电文稿，1956年编辑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孙中山选集》。

16年以后，荣孟源虽年事已高，仍到全国各地讲学和收集资料。短短几年，出版了《蒋家王朝》《中国近代史历表》《历史笔记》等著作，撰写了《隋唐五代历表校记》《史料与历史科学》，修订了研究《史通》的文稿，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70多篇文章，形成了他晚年著述的高潮。他还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到德州和原籍热心指导地、县方志编纂工作。

1985年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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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9年后对林的评价以褒为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清官情结；有阶级斗争思维；有群众路线；有反帝爱国的主题；甚至有“改革开放”。林则徐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神坛。

一

清代终结后，两极化的林则徐形象再度演变，民国时期的历史书对其多有反思乃至批评。而1949年后对林的评价以褒为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清官情结；有阶级斗争思维；有群众路线；有反帝爱国的主题；甚至有“改革开放”。林则徐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神坛。

民国时期，具体来讲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现了几部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对林则徐的评价还是有好有坏。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虽然肯定林则徐“不顾一切，毅然禁烟”的行为乃“民族之光也”，但却同时批评“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批评明显多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作者举证认为，林则徐在私函中言及中西技术差距，十分透彻，但他虽有此认识，却碍于名誉，不敢提倡改革。

1949年后，近代史教科书及相关著作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林则徐的历史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说林则徐是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的力量云云。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说林则徐自到广东以后，就着手整顿广东海防，并开始了解国外情况；特别是林则徐有依靠民众的思想，深信“民心可用”，确认民众“必能自保身家，团结御侮”。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来新夏的《林则徐年谱》，给林则徐定位如下：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者和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国桢的《林则徐传》，1995年又出版了其修订本，给林则徐的定位是：杰出的政治家与民族英雄，领导禁烟抗英斗争和探求西方知识的努力，在近代历史上起了先驱者的作用。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傅美林、陈文蔚的《新编中国近代史》，说林则徐厉行禁烟政策，但并不反对正常的中外贸易；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张；林则徐用心研究国际形势，派人翻译外国书报了解情况。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郑师渠的《中国近代史》，书中说：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开放中英贸易，但要求进口商船出具甘结，保证永不夹带；林则徐反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径，但是并不禁止外商进行正当贸易；林则徐还不顾清高级官员不得与外国人往来的惯例，向他们宣讲清的禁烟政策，沟通了中外之间的必要联系。

在这些历史叙述中，为了衬托林则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派、昏君、卖国贼。如果不是他们的捣乱与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在林则徐的领导下，肯定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林则徐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神坛。

二

与国内林则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战争直到现代，西方人对林则徐的评价一直是多元化的。有对林则徐作出较高评价的，更有认为林则徐无知、自大、顽固甚至可笑的。比如1840年林则徐托民间商船转送的致英王照会，因来路不正为英国外交部拒收，但《泰晤士报》全文发表此信，供英国人民开心取乐。美国学者对此评价曰：“林则徐苍白的语言，无力的威胁，看起来非常可笑。这次被搬上了舞台，成为流行的喜剧……”再比如美裔学者张馨保，对林则徐的个人品德操守给予了足够的好评，但说到虎门销烟，却全盘否定，认为那是一场“虚幻的胜利”。相对于范文澜先生的评价——“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真是反差极大。

即使拿大陆的教材与台湾的教材作一下对比，也能发现明显的不同。不同于大陆历史教材给林的“民族英雄”之誉，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高级中学《历史·下册》只简单叙述了林则徐的禁烟与销烟活动，对虎门销烟未评一句，对林则徐本人也是未置一辞，仅在课后活动参考里布置了一道作业题：林则徐是战争之前少数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的人之一，请查阅资料，描述林则徐的见解与禁烟的作为。

“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多么吝啬的一句定性啊！但却保持了治史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中立与疏离。

直到今天，主流史学对于战争的研究，基本观点还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现象：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中世纪的、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组织技术，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国家；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却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穆彰阿、琦善等投降派不搞破坏，只要道光皇帝不犯昏，中国就能获得胜利！郦永庆先生认为这种封建史家的“奸臣误国论”，“在揭露西方列强侵华罪行的同时，使我们不能全面准确地总结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经验教训”。

感性上看，“奸臣误国论”乃是一种民族，伤不起的表现；理性上看，妨碍中国正确看待先进文明，进而影响我们的近代化路径选择与近代化进程。事实上，相较于邻国日本来讲，我们的近代化起步艰难迟钝，过程曲折反复，这个我们更伤不起啊！

范文澜的结构范文澜的结构是什么

中国近代史大况的有李侃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有出，曾经作为高校教材，比较权威，考研的不错参考资料；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出版社不少；陈旭麓的《近代中国八十年》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胡绳的《从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些都是名家之作，都不错。

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当年岳麓的一个删节版造成了岳麓的人事大变动。百花文艺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不错

范文澜中国通史为什么没有写明元清朝

范文澜的结构是：范(上下结构)文(独体结构)澜(左右结构)。

范文澜的结构是：范(上下结构)文(独体结构)澜(左右结构)。拼音是：fànwénlán。注音是：ㄈㄢ_ㄨㄣ_ㄌㄢ_。

范文澜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

一、词语解释点此查看详细内容

(1893-1969)史学家。浙江绍兴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40年到延安，主编有《中国通史简编》，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又撰有《中国近代史》(上编)。建国后，长期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曾当选为中央委员。

二、网络解释

范文澜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字仲_（另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原大学等校任教。他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关于范文澜的成语

波澜不惊模山范水涛澜汹涌踏破狂澜波澜壮阔推波助澜澜倒波随推泼助澜波澜老成

关于范文澜的词语

踏破狂澜萧行范篆澜倒波随涛澜汹涌波澜壮阔推波助澜垂范百世力挽狂澜波澜老成盛德遗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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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通史的内容简介

身体问题，因病未能全部完成。

中国通史是范文澜先生的重要著作，先生于1968年病逝，只完成了前四部，后边的著由其它同志撰写，范先生没有完成中国通史的全部。

范文澜的史学成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时，他任北方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并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持日常工作，与郭沫若一同领导史学界。他不顾工作繁忙，一直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重写，使其内容更加宏富、精彩。至1965年，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完成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分为3编4册出版，合计110万字。这部书先后印行了数百万册。一直对范文澜的史学研究给予充分关注和高度评价。

有哪位历史学家一日只写百字却耐得寂寞

完成几代学者夙愿 《中国近代通史》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的一套500多万字、10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集结出版。主编张海鹏表示，“本书的问世完成了范文澜、刘大年等几代史学家的心愿，不仅在同类著作中篇幅最大，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

张海鹏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范文澜先生任所长时，即多次布置撰写《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均未能完成。

范文澜自己有一部《中国近代史》上册，只写到义和团。七八十年代，刘大年所长也曾努力推动，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也只写到义和团。虽然力图加入经济、文化思想、边疆与少数民族方面的内容，但毕竟比较单薄，而且没有涉及社会史方面的内容；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过数百种通俗近代史读物，又大多缺少新意。

“这个项目2000年正式立项，原2004年完成，因为种种原因拖延至今。”张海鹏说，“《中国近代通史》的问世，可以说是完成了几代史学家未竟的心愿。在写作上，吸收、总结几代学人，包括港台和海外学人大量中国近代史研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 一、该书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两个时期贯通起来，从1840年~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住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结构完整系统，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从“沉沦”到“上升”的历史过程。

二、该书以政治史、革命史的叙述为基本线索，同时客观地看待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从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全面客观地叙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主题是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平等，中国人谋求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努力是在谋求国家民族独立的主题之下进行的。如果脱离这样的主题描述近代中国历史，就无法反映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启蒙、改革、革命的真实过程，就无法反映近代中国的主导面和客观实际。但是，历史的内容是无比生动和丰富的，如果仅仅局限于革命史、政治史，也难呈历史全貌。该书在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的前提下，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边疆地区发展等都作了全方位的描述。

三、该书充分体现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推进的过程，注重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该书可以说是数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积淀之作、总结之作、集成之作。各卷广泛参考了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凡是重要成果均作出说明和注释，以合学术规范。该书关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北伐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等等重大问题和，都对已有的学术成果作了全面整合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力求创新，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分析，或依据新的史料发现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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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该书在编纂过程中，广泛搜集和使用了各种历史资料，尽可能利用了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报纸期刊、历史文献汇编、文集、地方志、日记、书札等资料，注重发掘研究者以往较少注意的史料，同时还注重综合参照运用海峡两岸就相同人物或主题出版的史料，如运用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和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国父年谱》等。各卷作者还费力搜集和利用了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其中不仅有以往利用较多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还有以往利用较少的中央档案、军事档案馆和一些地方的档案馆，以及台北国史馆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国民党军政人物档案、苏联解密的档案等历史资料。由于既充分利用新史料，又重新检阅旧史料，对一些过去因史料未能弄清的史实得以澄清本相；对传统的一些观点，依凭新史料，重构史实，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各卷还尽量参考了台湾的中国近代史同行的著作，以及国内外相关著作。 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李文海（中国史学会会长）：

《中国近代通史》以500余万字的宏大篇幅，如此全面、详尽地反映1840－1949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应该说是国内第一本。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推进，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该丛书有三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和特点：一是尊重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学术创新；三是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发扬严谨治学传统

龚书铎（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三点看法：一是第一卷《概说》提纲挈领，观点明确；二是体现了通史的“通”；三是发扬了近代史所严谨治学的传统。该丛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代进步造就客观史书

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近代通史》能够出版的时代原因。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对研究近代史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一方面对近代史的研究不可能做到如此广泛和深刻，另一方面在研究中的许多史料收集工作也不可能进行。该丛书的两点创新：第一是对前人的成果有准确的判断；第二是对前人没有探讨过的领域、没有探讨过的问题作了研究。比如书中关于清末的结构的变化，视角就是新的。关于戊戌维新，则对维新者策略上的失误探讨得比较多。关于新政，也作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在多方面对此专题研究有了很大的推动。另外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既有自己的创见，也吸收了史学界的大量成果。

集大成通史的四“通”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中国近代通史》的四个“通”：通前后、通左右、通内外、通繁简。他认为，这本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既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有编著者独到心得，结构完整，资料翔实，征引规范，文笔畅达，堪称集科学性、综合性、系统性于一体的集大成性通史著作。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澐（另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