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只有上册吗_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读书报告

1.各位大虾，小弟对历史了解太浅，特别是近代史，大家给我推荐点关于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经典书籍帮助我

2.胡绳的其它

3.请问《中国通史》是范文澜版本的好还是白寿彝版本的好

4.范文澜中国通史为什么没有写明元清朝

5.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有多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始于明末的学者是A.范文澜B.胡绳

6.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推荐

范文澜简介

(公元1893-1969年)

字仲潭，浙江绍兴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他出身子世代读书的家庭。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O六年，范文澜在私塾读书。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入文本科国学门。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

一九一七年范文澜大学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一九一八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等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不久失掉联系。一九二七年，在北京会见。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五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一九三O年九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而逮捕，经入营救获释。暑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十一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一九三三年暑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一九三四年暑后，又被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一九三五年，在中法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一九四0年一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一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一九四七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八年七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九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九五O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代表。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当选为第二届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五年，当选为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九年，当选为中国***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于北京。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群经概论》。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此外，范文澜还于一九二九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一九三五年写过-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以前的作品。

抗日战争以后，范文澜加入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学术上也迈入了的康庄大道。《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册只完成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一九四六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接着，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九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根据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二编(秦到南北朝)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第三编第一、二册(隋唐五代)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共约一百一十万字。第三编第三、四册：(辽宋金元)及第四编。(明到清战争以前)已准备修订，可惜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范文澜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大段：(一)一八四O--一八年(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二)一八--一八九五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三)一八九五--一九O五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四)一九O五--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五)。第一大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封建矛盾尤为发展。第二大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较为突出。第三大段包括反帝一个主要矛盾。第四大段包括反封建一个主要矛盾。"研究中国近代史，以上述各个主要矛盾为基础，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了解历史的全貌。"《中国近代史》虽未写完，但范文澜留下了他对这段历史的完整看法。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近代史研究所同人选录他的文章十七篇，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四组，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作纪念

范文澜主要著述简介

1、 中国通史简编（延安本，暂缺）

2、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4册)

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1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 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本书在"中国通史"的著作史上，具有开创作用。其特点在于：第一，肯定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第二，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夕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伟大传统。第三，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阶段。进而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说明它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处于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与旧史学是古非今的观点划清了界限。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丰富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为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它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1950年以后完成的4册修订本，除保留了旧本的这些特点外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强调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应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对曾建立过的少数民族，如资料较多，便立专节专章，使之与汉族王朝并立。在论述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时，力求摆脱的影响，公正论断。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予以充分肯定。第二，重视文化史的描述。各个朝代都有论述文化的章节，尤以文学方面的描述最为精彩。此外，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对天文、历算、医学、博物、水利、矿冶的成就，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三，尽量吸收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旧本说周口店"北京猿人"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修订本则及时吸收"丁村人"、"山顶洞人"等新发现，说明由"北京猿人"到现代人进化的过程。修订本还专立"原始公社的遗迹"一节，．叙述了新石器时代的各重要遗址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远祖作了概括的说明。第四，根据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克服了旧本中的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王克奇)

3、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 彩色地图1幅 黑白插图6幅。

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

在1840年之前的中英贸易中，成为决定性的商品。随着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输出量逐年增大。中国封建统治者阶级腐化堕落，无法阻止大量白银因输入而逐年扩大外流。最后必须一战，战败者是满清王朝。在统治阶级腐败堕落、投降外国侵略者、大量出卖民族权利的时候，中国产生了反英反满的人民武装。反英武装一部分是人民自发的组织，一部分与反英的地主官僚合作，受他们的领导。反满武装一般都是人民秘密的组织。反英武装发展为反帝运动，反满武装发展为反封建运动。战争后，外来资本主义的新式剥削，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使数千年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合成一体的社会机构开始在某些地区趋于瓦解，更严重的是促迫满清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增加对人民的剥削，致使战后10年间，中国社会骤然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动荡。新的人民反封建运动，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发生了，而揭开这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0年一1873年)。为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外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战争(1851年至1861年)。战前的统治集团内部，疑忌"外援"的顽固派掌握大权；但这场战争使顽固派产生分化。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占据了优势，开展了所谓"自强"的洋务运动。第二次战争导致了第一次割地狂潮(1862年至1894年)。为重新瓜分中国，日本又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导致了第二次割地狂潮(1894年至1898年)。这时期，清朝内部发生了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即戊戌变法(1895年至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1895年至1901年)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姜静楠)

4、捻军(全6册) 范文澜等编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万字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全书共分6册，包括3大部分：第1部分是专著综合，包括：．平捻篇、求阙齐弟子记、淮军平捻记、霆军纪略、磨盾记实、两淮戡乱记，另还有附录篇，有星烈日记汇要、鸿雪因缘图记、茌邑吉悬、斯未信齐文编、蒋子潇先生运集、王文直公遗集、宦豫纪事、蒙难追笔，等等。第2部分是活动地区，记载捻军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地的活动情况。本书第2、3、4册辑录这部分的资料，选录了各省的一些县志，还有豫军纪略、河南军情探报、山东军兴纪略等专著。第3部分是函牍文集。第5、6册辑载，共50篇，包括：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刘武慎公遗书、养晦堂文集、养知书屋文集、马中丞遗集、十三峰书屋文集、李文清公遗集、空青水碧齐诗文集、思贻堂集、退补齐诗文集、实其文齐集、坚白齐集、知止齐遗编、周憩亭集、清麓文集、损其先生全书、臣鼐致李鸿章函、学吕致学剑楼主人书、僧某致芝生书、远志齐稿、望三益齐诗文抄、潘方伯公遗稿、心白日齐集、百柱堂全集、知止堂集、麓生诗文合集、无梦轩遗书，等等。本书书首附有"捻军资料丛刊徵引书目"，注明卷数、著者、出版时期，有的还略注解题。在选辑的各篇文字之首，还注明了它在原书的卷页次第，查阅比较方便。

捻军是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中国北方兴起的声势比较大的农民起义武装，在南方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天地会。太平天国初期，一部分天地会员是同捻军合作的，但捻军的活动区域和太平天国革命军相距太远，因此，同太平天国并没有什么联络，但当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长江下游时，天地会与它分道扬镳，而捻军却和它结合起来，互相呼应。在天京陷落后，有一支太平军正式加入捻军，共同活动了3年多。捻军前后活动近20年，纵横安徽、河南、山东、直隶、陕西、山西、湖北等省，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满清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和扩展，通过它可以看到当时农民起义的普遍性和坚强性。本书选录的资料非常全面，内容比较丰富，是研究当时捻军活动的重要史料，同时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军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各位大虾，小弟对历史了解太浅，特别是近代史，大家给我推荐点关于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经典书籍帮助我

荣孟源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积极协助所长范文澜宣传的史学观点，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1950年，创办并主编《进步日报》的《史学周刊》。他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近代史》(上册)和《中国通史简编》，撰写了《国贼》《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等多种学术著作，其中《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一书，于1955年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荣孟源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50年代初期，就此写出了3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收入到1983年出版的《历史笔记》一书)。荣孟源对近代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倾注了大量精力。1954年《近代史资料》创刊以来，他一直是这一刊物的主编，至1985年已编辑出版了58辑，专刊21种。为了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建国初始，中国史学会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他参加了其中的《太平天国》《义和团》 《辛亥革命》等3种资料书的编辑工作。从50年代初期开始，潜心收集、研究的著作和各类函电文稿，1956年编辑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选集》。

16年以后，荣孟源虽年事已高，仍到全国各地讲学和收集资料。短短几年，出版了《蒋家王朝》《中国近代史历表》《历史笔记》等著作，撰写了《隋唐五代历表校记》《史料与历史科学》，修订了研究《史通》的文稿，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70多篇文章，形成了他晚年著述的高潮。他还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到德州和原籍热心指导地、县方志编纂工作。

1985年病逝于北京。

胡绳的其它

战争

火烧圆明园

太平天国运动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丧权辱国的条约 《南京条约》

《望厦条约》

《黄埔条约》

《天津条约》

《 瑷珲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辛亥革命和清朝的灭亡

中华民国初期北洋军阀的统治

五和中国***的创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近代史：末代皇帝在长春

请问《中国通史》是范文澜版本的好还是白寿彝版本的好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我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同志自己说，他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批准，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担任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才辞去了我所学术委员的头衔。他与我所名誉所长、早他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

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大约是1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同志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如数家珍地谈起民国时期的历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战争到五》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81年《从战争到五》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给他提意见，特别给我所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当时，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绳应邀率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良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同志，申述这种担心。胡绳于5月10日给王来棣复信，说明她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我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

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战争中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用说理的办法，依据的原理，依据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

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和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取了保护的态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们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我们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稿从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我们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我们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请胡绳、刘大年同志做东。这样做对扩大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很有好处。1996年中，考虑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绩，我们打算在香港回归前后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同志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绳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业巨头寻求资助。没想到，胡绳同志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他要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担任全国政协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同志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这位副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副。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位副没有理睬我们的要求。这年11月中旬，在广东翠亨村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向胡绳同志报告香港这位富商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胡绳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我们指望的资助没有拿到，但胡绳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称赞。十年来，由于老成凋谢，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

大约1990－1991年间，胡绳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那时候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同志。王庆成同志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同志。我后来想，也许是同志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我们这里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

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同志，到胡绳同志家里，商量以研究会名义，借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同志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这年11月中，讨论会在翠亨村如期召开，胡绳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脸上浮肿，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作肺癌切除手术。

19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同志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创刊号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同志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对刊物和读者将是很大的鼓励。我在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十几年以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方面，苦心经营，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创刊伊始，多次在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兹逢百期之会，您似不能无文。您无论是给他们写几句话，或赐一墨宝，编辑部都将无比高兴。编辑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同志写的题词。我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用药过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强写出了这个题词。这个题词中，胡绳同志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也引起了学术界注意。

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给胡绳同志写信，信中说：“大著《从战争到五》再版，对近代史学界是大事。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书评，未必说到点子上，只是表达我的读后感而已。不妥之处，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论文编了一个集子，名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特敬请您为拙著书名题赐墨宝，以增光宠。附上《追求集》目录，请过目。”10月初，胡绳同志的墨宝就送来了。《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胡绳同志题写的“追求集”三个苍劲有力的墨笔字印在书的封面上，给这本论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与墨宝同时送到的还有胡绳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他对我写的书评表示感谢，同时说明武昌首义后，湖北军中是否设立了“谋略处”，他没有看到我写的文章，要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一阅。原来，我写的书评中，高度肯定了《从战争到五》修订再版的意义，指出：

无论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是《从战争到五》，都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专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写的，没有单纯学术著作所常有的古板、书卷气和学院气，因而能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干部和各行业读者所喜读。学者们，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总是把它置于案头，常加参考。

《从战争到五》从1981年初版到19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许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

在这篇书评中，我还从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订再版中一些技术性的错误，特别对修订再版保留了湖北军下存在谋略处一节提出了批评。我在书评中说，至少有两篇文章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军“谋略处”考异》。我在书评中说，“《从战争到五》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过分谨慎未必是对待学术进展的积极态度。”胡绳同志的信，很谦虚地表示他确实没有看到质疑谋略处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我写的这篇书评在胡绳同志80周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对再版的批评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谢《党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的书评，保留了我对再版书的批评。我认为，胡绳同志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批评的。

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写的，我感谢胡绳同志对《追求集》的题签，同时把我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质疑谋略处的文章以及几首诗送给他。谋略处的文章是他要过的，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干扰他的清听，妨碍他的休息，我很惭愧。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有关心，也有批评。1998年10月12日，胡绳同志在北京对“五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谈话时，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以及是否用现代化作为主题写中国近代史问题。他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

我对胡绳同志在这里讲到的基本观点完全赞成。据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刘大年用的是近代化）问题几度写过文章，发表过意见。我本人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如，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7年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的“开关”问题》、1996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还说不上系统讨论，我想胡绳所期待的正是系统的讨论。所以，胡绳同志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重视。

最近几年，胡绳同志养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扰他休息，期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尽快康复。1995年中，胡绳同志在301医院做大腿的外科手术，我曾随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同志去看过他。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听说胡绳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给他写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个人表示问候，同时报告近代史所的同志们正在准备按照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框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但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胡绳同志是史学大师，是用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不幸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召开追思会，我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简短发言，初步评述了胡绳同志在创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我在那个发言中说过：“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1943年在延安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5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6年在冀中根据地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代表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范文澜是老一辈学者，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从一个经学家转变为用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者。胡绳同志1937年发表《“五四”运动论》，1939年发表《论战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过30岁，他的这本著作在解放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看到刚刚出版的《童稚集》（胡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发现胡绳同志在1936年1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表明他已经开始尝试用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了。这时候，范文澜的研究方向还没有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来。因此胡绳一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需要特别引起重视，需要总结。我现在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做这个题目。这是我的愿望。

（本文根据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举办的“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和11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 “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会议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范文澜中国通史为什么没有写明元清朝

范本的通史是五六十年代的贯穿的精神，叙述得连贯语言精彩，但是由于时代原因稍显陈旧。白寿彝的通史，篇幅浩荡比较详细，但是近代史史论更多。两个通史都是不错的。我不同意楼上的。对于宗教的看法，作者也是受着时代局限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有多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始于明末的学者是A.范文澜B.胡绳

身体问题，因病未能全部完成。

中国通史是范文澜先生的重要著作，先生于1968年病逝，只完成了前四部，后边的著由其它同志撰写，范先生没有完成中国通史的全部。

范文澜的史学成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时，他任北方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并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持日常工作，与郭沫若一同领导史学界。他不顾工作繁忙，一直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重写，使其内容更加宏富、精彩。至1965年，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完成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分为3编4册出版，合计110万字。这部书先后印行了数百万册。一直对范文澜的史学研究给予充分关注和高度评价。

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推荐

答案：D

考查知识点著名近代史专家郭廷以教授所编著的《近代中国史》说，“始于16世纪葡人东航”（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例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页。）

中国近代史大况的有李侃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有出，曾经作为高校教材，比较权威，考研的不错参考资料；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出版社不少；陈旭麓的《近代中国八十年》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胡绳的《从战争到五》。这些都是名家之作，都不错。

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当年岳麓的一个删节版造成了岳麓的人事大变动。百花文艺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