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中国简史全套旧版_中国简史 范文澜

1.急求联系赤壁之战论曹操

2.赤壁之战中曹操有多少人马？

3.我想考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需要看些什么教材~谢谢~~

4.哪个版本的中国通史好?

5.三国演义 赤壁之战

1．关于赤壁之战的总体规模 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

[不是一次大战，而是小规模的战役说] 尹韵公持此说。

尹韵公认为：赤壁之战不是一场大决战，而是小规模的遭遇战，理由如下：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五千轻骑在长坂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再从军事角度看，“曹操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作为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曹操难道会在明显的事实面前主观行事，把一群群疾病之夫驱往赤壁，同孙、刘联军进行一场大决战吗”？此外，“再从赤壁之战以后的情况看，也可以说明它不是一场大战”。“历史上著名的大战役，一般都是战争双方倾全力进行的战略决战，而战败的一方或是以军事上的崩溃导致的倾覆”，“或是一蹶不振”，但“赤壁之战后的第三个年头，曹操又发大军征讨汉中。”如果真有赤壁大战，曹军是“不可能在三年内恢复生机，再次投入远征的”。不过，“赤壁虽然没有大战，但小战却发生了。正如上面所说，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遭遇战。1

[赤壁大战说]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以韩国磐、卢专、王陵、王泓等为代表。

韩国磐在大量引文博证的基础上认为：“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并没有渲染夸大，把本来是小的战争夸张为赤壁大战。赤壁之战是中国史上一次重大的战争，在司马光以前的史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赤壁之战之所以是历史上的重大战争，不仅古代史书中早已如此记载，还由于这次战争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要明白这点，首先要知道当时荆州的重要地位”。“荆州是当时关键性的要地”。三方都欲“取荆州”。“所以，当时形势决定了赤壁之战是一场重要的战争”。“再从赤壁之战的特点来说，它是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火攻”。“同时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正因为赤壁之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是火攻致胜的典型战例，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而著称，因此，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战争”。2

卢专认为尹韵公关于赤壁小战的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参加赤壁之战的曹军，即使不是曹操在荆州的全部兵力，也是大部分的主力，而不是区区之众”。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完成这次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是完全可能的”。“赤壁之战是十一月份发生的，这就是说，曹操从长坂之战到赤壁之战，中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曹操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调兵遣将，完成军事集结”。其次，“从军事角度上看，曹操无论是否注意到疾疫的严重性，都不会只用五千人去和刘孙联军决战”；“虽然，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他多次以少胜多，但用五千人去征服‘据有六郡，兵精粮多’的东吴，有可能吗？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更何况曹操呢？”再次，“从赤壁之战前后的情况来分析，也可以看出它不是小仗而是大仗。曹操占领江陵后，分水陆两路大军东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如果曹操率领的军队只有五千，连操纵这一千艘战船的人手都不够，又怎么作战呢？”“赤壁战后，双方在荆州的力量对比也说明曹操受到了很大挫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拥兵二十多万，形成对孙刘联军的绝对优势。战后曹操在荆州力量削弱，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尽管赤壁之战没有导致曹操的倾覆或一厥不振，并不等于说赤壁之战的规模不大，意义不重要。”“赤壁之战确是一场大战”。3

王陵、王泓分别从“曹操的战略目标”、“曹操的兵力”、“曹军的急疫”、“战争的结局”四个方面论证了赤壁大战。仅从战争结局方面，他们就提出三条理由说明“赤壁之战是场决定形势的大决战”。“其一，赤壁大战可以说是曹操战争史上的转折点。公元208年以前，曹操利用北方军阀的矛盾和弱点，个个击破，以弱胜强，虽有局部失败，但终于运筹帷幄，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赤壁之战以后，他转入了保守阶段。虽与孙权战于合肥，与刘备争于汉中，互有胜败，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汉中失于刘备，南中成了吴土，所谓一世之雄，也只能与孙、刘鼎立，仍然是个雄才不展的军阀！这次战争一直影响了半个世纪以上历史，使国家处于完全分裂状态”。“其二，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则是，孙权稳坐江东，割据成了定局；刘备占了荆州江南数郡，‘流寇’成了‘坐寇’，曹操心腹之患日深。曹操只占了襄樊，大胜变成大败”。“当时曹操不但不能在长江上再与孙刘决战，而且四川已落到刘备手中。如果赤壁之战是一次小挫折，曹操能容忍金苹果被人摘掉吗？”“其三，曹操想吞并南方，然后灭汉称帝，这大概无人怀疑。但是从建安十三年，到建安二十五年，其间十二个年头，曹操再没有过对孙、刘集团进行过决战，其原则就是赤壁之战失败惨重，影响深远”。4

持此说者还有范文澜、谭绍鹏、张国光等。

[赤壁之战应为乌林之战说] 此说对前二说均取否定态度。万绳楠为代表。

《三国志·李瑜传》有“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之句，万绳楠由此以为“赤壁之战是遭遇战，曹军不利。‘引次江北’，即引次乌林。‘瑜等在南岸’，即在赤壁。真正的战争（火攻），是后来在北岸的乌林打的。无怪乎孙吴要说‘破操乌林’了”。“如从唐朝算起，‘赤壁之战’讲了一千多年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会。科学的应是孙吴时候的人曾经说过的乌林之战”。5

2．关于双方兵力强弱问题一般认为孙刘联军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五万人，其中孙权的兵力三万，刘备的兵力一万，刘琦的兵力一万，历来无人对此发生怀疑。而曹操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多少，则说法不一，主要存有五种不同看法。

[号称八十万，实际五十余万说] 此说以吕振羽、《选集》注为代表。

吕振羽指出：“赤壁之战开始时，曹操带了八十三万人马，（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估计是三十多万），以及刘琮投降的二十来万水军，来势很猛”。

《选集》注指出：“公元二○八年，曹操兵五十余万，号称八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和曹操的敌人刘备联合，出兵三万，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用火攻烧曹操船只，大破曹军”。6

[号称八十万，实际三十万左右说] 谭绍鹏、李恩普等持此说。

谭绍鹏指出：关于曹军兵力是多少？“曹操给孙权的信说是八十万，目的是恐吓，难免有夸大。周瑜的分析是‘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七、八万’，共二十多万，亦是缩小数字以宽慰孙权。允执其中，少不了三、四十万”。7

李思普基本上持此说，他指出：“曹操逐步统一了北方，占据幽、青、冀、豫、徐、并、兖和司隶（今河南洛阳一带），拥兵数十万，特别是公元207年北征三郡乌桓单于，彻底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稳定了北方和辽西一带，遂乘胜挥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荆州刘表和江东孙权，统一天下。形势迫使孙权、刘备结成联盟，公元208年共抗曹军于赤壁。这次战役，曹军将近三十万人，号称八十三万大军，而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左右，处于劣势。结果曹操却招致惨败，引兵北返”。

[号称八十万，实际二十万以上说] 张耀枢、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韩国磐等为代表。

张耀枢指出：“曹军不费气力就占领荆州，并且获得刘表的水军，拥有二十万人以上的兵力，号称八十万人，水陆大军从江陵顺流而下，矛头主要向着江东的孙权，这时曹操在军事上占着很大的优势，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指出：“曹操在长坂打败了刘备以后，占领了荆州的江北地区。他在江陵写信给孙权，说他率八十万大军要与孙权‘会猎于吴’，进行恫吓”。“孙权召集部下商议”后，“才断然下了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决心”。“曹操率水陆军由江陵顺江而下，与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于是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这时，曹操大约有军队二十几万人，号称八十万，孙刘联军只有五万人，从数量说，曹操占绝对优势”。

韩国磐指出：“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一再提到这次战争。据周瑜所说，曹操所率中原军队十五、六万人，得刘表降军七、八万人，合计约二十三、四万人。孙刘联军不过五万人。以五万人战胜二十多万人，故亦因以少胜多而著称”。8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如范文澜、郭沫若等。

[曹军五千人说] 尹韵公持此说。

他认为：“曹操占领荆州后，以江陵有军实，恐为刘备据之，乃释辎重，亲率大军抽出的骑兵五千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长坂追上了刘备、诸葛亮等人，一阵冲杀，刘备战败。恰巧这时鲁肃至当阳，他劝说刘备改奔孙吴。刘备当即派诸葛亮随鲁肃往柴桑会见孙权，双方结成联盟。孙权马上派遣周瑜、程普等率水军三万佐刘备还击曹军”。所以说赤壁之战“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9

[曹军在二十万以内但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说] 施丁持此说。

施丁认为：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存在”，因为“一方面，古代史籍上关于曹军众多而孙刘联军寡少的记载较多较明确，不可忽视；另方面，曹军从江陵顺江东下到赤壁作战，在时间上并不紧迫”。“又按史籍所记，赤壁之战时，曹军大队人马确已到了赤壁、乌林区”。“但是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虽然不大可能，而其二十余万兵（北兵十五、六万及荆州璋兵七八万）也不可能全部投入此次战斗”。因为“曹军占了新野、襄阳、当阳、江陵等地，自然要安排将兵镇守，而且人数少了还不行，可能要分出几万人马。我估计，曹军东下的水陆两路人马可能在二十万以内”。“还应该指出，曹军的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的水兵”。所谓“操既有荆州水军十万”，“肯定是个夸张的数字”。而实际“恐怕水军超不出三万，而且赤壁之战前几年内，荆州江夏太守黄祖所率的水师多次败于孙权的水师，说明荆州水军兵力尚不如孙权的水军”。“赤壁之战时，荆州水军既有往年黄祖败亡之失，又有刘琦万人离去；而孙权水军往年既有所增强，近日又有刘备、刘琦兵力的联合，那么孙权兵力多于曹操所有的荆州水军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赤壁之战，就双方总的兵力来说，曹军众，孙刘联军寡，是毫无疑问的；但就其中训练有素及经过水战考验的水军来说，曹军少，孙刘联军多，倒是很可能的”。10

3．关于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观点。

[多种因素说] 此说以范文澜、刘勉之等为代表。

范文澜指出：赤壁之战，曹操“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曹操军有不少弱点：（一）荆州兵被迫投降，军心动摇，而水战主要依靠荆州兵；（二）北方兵不习惯南方水土，战斗力削弱；（三）曹操军后方不巩固，特别是马超、韩遂等军割据关西，威胁许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弱点；（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对曹操”。“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曹操军存在着这许多弱点，只宜速胜，不能持久。恰巧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结果孙、刘结盟，“用火攻法大破曹操军”。

刘勉之认为：“二○八年曹操入荆州，得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周瑜指出曹操冒用兵四患：一、北方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曹操后方受威胁；二，青徐步兵，不习水战；三，天气盛寒，马无藁草；四，北方士众，不服水土，必生疾病。自请领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攻破曹操”。“周瑜部将黄盖献计诈降火攻，曹操船舰相连，首尾相接，正好东南风急，黄盖放船同时发火，延烧岸上营房，烟火涨天，曹军大败”。11

[曹军“疾疫”说] 此说以尹韵公、李友松、季始荣、田树仁等为代表。

尹韵公指出：“曹军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曹军大多数人，病倒的病倒，病死的病死”。所以说“曹操在赤壁失利主要不是被击败，而是军队遇疾疫，迫使曹操烧船主动撤退”。还是裴松之说得好：“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12

李友松认为：“曹操兵马确实遭到疾病的严重危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导致曹军的惨败呢？”“血吸虫急染乃曹军致败的主要原因”。“曹操兵马在赤壁之战时被血吸虫感染时间、潜伏期与发病时间的关系及危害上是相符的，即在秋天感染后陆续发病，至冬天在赤壁决战时已是疾病交加，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了”。“相反，那些在疫区内长期从事生产、生活，经常接触疫水的刘备、孙权兵马，虽然也经常感染血吸虫，但多数是慢性血吸虫病”。“这种差别就是患慢性吸血虫病的刘孙联军战胜患急性血吸虫病的要害所在”。13

季始荣则认为：“赤壁之战曹军败北，曹营所发生的疫病与血吸虫无关，而有可能与疟疾流行有联系。”“疟疾是著名的古老疾病”，“疟疾为当地常见病，有的还会暴发流行”。“传播季节自4月开始直至10月共有七个月”。“曹军当年经豫南越过桐柏山脉，遍走武当山、荆山，进入江汉平原和湖沼地区，都是疟疾传播季节”。加上“急行军，官兵疲乏，进入湖北后可能感染疟疾，经反复传播在军中造成流行，终致有的病重有的死亡”。“疟疾基本上是全国普遍性疾病，河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对疟疾都易感，军中一遇相互传播，容易引起大规模流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是可以想像的”。14

田树仁认为：“曹操军队赤壁之所以发生的疾疫是中国当时频年流行可伯、凶猛传染病的一次局限性流行。”“到底都是哪些传染病？”“有人曾怀疑这可能是斑疹伤寒。如果确是这个病，再结合建安初期，中原军阀混战时，有的军队虱虮很严重。那末，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流传很广，被称之为‘战争热’、‘饥荒热’的虱媒传染病，在那战乱、饥荒频仍的时代，是否也曾兴风作浪过？”“似有此病之嫌”。15

[曹操错误的军事指挥所致说] 张耀枢、卢专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拿战争双方的情况来看，曹操势力强，是主动的进攻，战略上处于优势；孙权势力弱，是被动的防御，战略上处于劣势。”“但这仅是一般的情况”。双方各有优劣，“现在来看出色的军事家是怎样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战略形势转变的”。“当时，曹操的军队追击刘备，乘胜南下，直到长江北岸的江陵，在这里，他把部队大部分安排上战船，沿江岸也有部队，这样顺流东下。孙刘方面，周瑜统率三万部队，主要是水军，在武昌会师刘备、刘琦的两万人，溯江而上去迎击曹军，两军遭遇于赤壁”。“这里可以看出：曹军布置上的错误，把大部分不习水战的士兵摆在船上，以水军作它的主力，陆上的军队只能起配合作用，使北方骑兵的威力不能发挥，又因为‘水土不服’，多数士兵已发生患病现象。而孙刘联军的指挥上却掌握着以精练水军在大江上作战的这一有利地位。所以，第一次的遭遇战，就取得小胜，这下曹军把战船移靠长江北岸”，周瑜又“针对‘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这一个大错误，用‘火攻’的战术。于是曹操大败”。

卢专认为：“决定战争决定进程的主要是掌握了一定物质力量的人的主观努力。曹军之所以染上疾疫，并不是运气不佳，主要是曹操错误的战略思想造成的。曹操兼并荆州后，在还不具备统一中国的社会物质力量的情况下，便急于求成，企图一鼓作气荡平东吴。为此，他不顾部队连续作战，已疲劳不堪，驱使他们冒着炎热强行军，这就必然引起疾疫流行。再如赤壁之战时，江面上还刮着强劲的东南风。周瑜就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取火攻，而曹操面对东南风，不仅想不出什么破敌之策，而且对它可能产生的威胁也没有一点警惕。相形之下，我们不觉得曹操的谋略比周瑜低一筹吗？”16

[败于火攻说] 韩国磐持此说。

他认为：“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周瑜等论述曹操方面的弱点，就是曹的后方不稳，有后顾之忧；军心不一，舍鞍马之强，而与南人争舟楫之利；马无藁草，士兵不习水土，必生疾疫等，却未估计到夏历十一月会大刮东南风，助长了火攻这一偶然因素。而东南风助成火攻这一偶然因素，确是曹军大败的重要因素。”当然，也应看到曹操“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以致偶然因素能起作用，终于失败”。17

[基本原因是水军兵力较弱，决定因素则是军士狐疑说] 施丁持此说。

他认为：首先，“在水兵方面，联军优于曹军，是赤壁之战胜负的一个基本原因”。“曹军本以鞍马为长”，“但顺江东下”，“曹操所得之荆州水军本不够用，原有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以此骑兵改编为水军，当然是舍长就短，这是真正之患”。其次，“人心之向背与士气之高低，是赤壁之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曹操自江陵东下，水军以荆州降者为基干，与孙刘联军交兵，问题更大。荆州水军，除了与刘琦部队有同乡之谊，交锋时情难下手外，又因往昔一再败于孙军，今又力量较弱，更有恐惧心理”。而“孙刘联军却无荆州水军那种思想与心理，他们能‘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刘联军与曹操水军相较，在军心士气方面，显然有‘同仇敌忾’与‘尚怀狐疑’之别；而如此两军作战，谁胜谁负，不难预料”。18

[主要是曹操骄傲轻敌说] 李恩普，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持此说。

李恩普认为：“在赤壁之战中，曹军处绝对优势，接连打了不少胜仗，拥有雄兵数十万，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挥师南下，刘琮束手就降，荆州垂手而得，因而横槊赋诗，趾高气扬，骄傲轻敌，看不到自己军队弱点，对黄盖诈降，缺乏警惕，对东吴利用火攻，毫无戒备，结果招致惨败”。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曹军由于行军疲惫，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流行；水师又是刚刚归附的荆州降军组成的，人心涣散，因而战斗力并不强。特别是曹操骄傲轻敌，轻信了周瑜部下黄盖的诈降，使黄盖得以数十艘装满柴草油脂的小船靠近曹操的战船”。结果“烧掉了曹军的全部船只”，“还延烧到江岸上的曹军大营”，使得“曹军全线崩溃”。19

4．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 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历来说法不一，有汉川、汉阳、黄冈、武昌、蒲圻等。近年来通过研讨逐步趋向一致，但仍存有三种不同看法。

[嘉鱼县境说] 《选集》注、范文澜、天津师院《中国简史》等持此说。

《选集》注指出：“赤壁在湖北省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20

范文澜认为：“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孙刘联军“与二十多万曹军在赤壁（湖北嘉鱼）会战”。21

[蒲圻县西北说] 丁力、陈可畏、冯金平等持此说。

丁力认为：“赤壁是山名，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赤壁公社。位处长江南岸，峙立江边，山岩石壁呈赭红色，故曰赤壁”。“大江北岸就是乌林矶，今属洪湖县龙口公社，就是当年曹操兵败乌林的地方”。“赤壁的东边有一条陆溪，又名陆水，注入长江处有一小镇，名陆溪口，在今嘉鱼县西，即三国时代的陆口。孙权使鲁肃、吕蒙屯兵陆口，即此”。“解放后，有不少出版物把赤壁的地点注释错了”。“造成这种错误，恐怕是根据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辞源》说，‘赤壁，在嘉鱼县东北江滨’”。“本来，解放前，赤壁是属于嘉鱼县，但不是在嘉鱼县东北，实际地点与旧注家所说的方向正相反，而是在嘉鱼县西南。嘉鱼县东北是老官咀、牌洲、并没有赤壁”。“解放后，人民考虑到蒲圻县是山区，在长江没有出口处，于是就把原属嘉鱼县陆水以西赤壁一带的地方，划归蒲圻县。这样，蒲圻北部山区的竹木山货，就可通过长江来运往各地了。现在赤壁公社的所在地，就在赤壁山下”。22

陈可畏认为：“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山，就是东汉末年赤壁之战的赤壁。”其理由是：（一）“今蒲圻县的赤壁山，位于县城西北一百余里，恰好与洪湖县东龙口公社的乌林矶南北相对。这同《三国志》赤壁之战中的赤壁与乌林的位置记载完全吻合”。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在赤壁初战失利后，便率领大军驻扎在长江北岸的乌林一带，而周瑜、刘备联军则驻扎在长江南岸的赤壁一带。也就是说赤壁与乌林南北相对”。（二）“孙刘联军在赤壁首战中能以少胜多，而曹操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是不敢在初战中强攻而北撤，二是北撤之后迟迟不向孙刘联军的驻地赤壁发动进攻，这说明赤壁是一个很险要的地方”。“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位于长江南岸，北端延伸于大江之中，悬崖峭壁，有利于进攻、防守，西南有黄盖湖，经石头、清江二口通长江，可以隐藏大量的水军、战舰并防止袭击，这是黄岗赤壁和武昌赤壁所没有的”。（三）除上述两点外，“还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文物，遗迹等为证”。如“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刘表传》云：‘赤壁，山名，在鄂州蒲圻县’。杜佑在《通典》中引《地志》说：‘今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等等。23

冯金平也持类似看法。24

持此说者还有吴永章、舒之梅、蒋永星、胡秦葆等。

[武昌赤壁说] 持此说的有吴应寿、万绳楠等。

吴应寿不同意赤壁位于蒲圻县西北的看法，认为：如按上述说法“那么古赤壁就与江北的乌林南北相对了，但从赤壁之战的规模来看，两军对垒只隔一江是不可能的，而必然有较长的战线。因此赤壁之战的地点与乌林必定有一段距离，这样，乌林对面的蒲圻县赤壁山就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战场”。“古赤壁应是在武昌县西南的赤矶山”。25

万绳楠认为：读《江表传》所说：“‘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感到乌林与赤壁对岸说有问题。如果乌林是与赤壁对岸，怎样解释借东南风，‘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呢？黄盖烧船应是上溯而非横断长江”。又“检《水经注》卷十四（永乐大典本），先记江水“又东径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后记‘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乌林在蒲圻县，赤壁山在武昌县。则郦道元早已考定了乌林与赤壁的具体位置，二者一上一下，并非隔江相对”。26

5．赤壁之战的历史作用 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阻滞统一进程说] 张耀枢、刘勉之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在这里，战争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巩固分峙局面、阻滞统一进程是起着有力作用的。而其中赤壁之战，正是‘决定三国局势的一个主要战争’”。“三国鼎立形势就代替了封建统一局面。”

刘勉之认为：“当时的形势，对吴国的地主、官僚来说，分立有利，但对整个历史，对当时人民来说，曹操的统一利益更大。另一面，吴蜀分立，对当时东南、西南的开发，也还是有利的。使没有赤壁之战，孙权降曹，刘备孤军无援，统一的局面不要等到公元○年，对当时的人民来说，对生产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件更大的好事。”27

[对统一有促进说] 施丁、范文澜、李恩普持此说。

施丁指出：“若从短期或是几百年的时间来看，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三足鼎峙，似乎是分裂的因素与祸根。如果从长期，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没有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鼎峙，就不会有更大的统一，我国历史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不断地反复出现、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地上升，是祖国统一历史的辨证的发展过程”。28

范文澜认为：“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曹操所代表的统一趋势虽然受到阻碍，但此后三国统治者各在自己的领土内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各国内部的统一，恢复残破已极的生产（主要是魏国），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斗时期，三国分立也还是恢复全国统一的一个步骤。”

李恩普认为：“赤壁战后，曹操受到严重挫折，不得不退回北方，势力局限在中原及北部中国，再也无力大举南下。孙吴在江南得到巩固和发展，保全了所据长江中、下游地盘。刘备乘机占领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荆州，站稳了脚跟，从‘寄人篱下’变为有人、有兵；继而进据益州（今四川一带）和陕西南部，同北方曹魏形成对峙之势。所以，这次战役是造成从东汉末年群雄角逐、分裂混乱局面，走向相对稳定的三国鼎立局面的决定性战役”。

急求联系赤壁之战论曹操

1．关于赤壁之战的总体规模 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

[不是一次大战，而是小规模的战役说] 尹韵公持此说。

尹韵公认为：赤壁之战不是一场大决战，而是小规模的遭遇战，理由如下：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五千轻骑在长坂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再从军事角度看，“曹操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作为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曹操难道会在明显的事实面前主观行事，把一群群疾病之夫驱往赤壁，同孙、刘联军进行一场大决战吗”？此外，“再从赤壁之战以后的情况看，也可以说明它不是一场大战”。“历史上著名的大战役，一般都是战争双方倾全力进行的战略决战，而战败的一方或是以军事上的崩溃导致的倾覆”，“或是一蹶不振”，但“赤壁之战后的第三个年头，曹操又发大军征讨汉中。”如果真有赤壁大战，曹军是“不可能在三年内恢复生机，再次投入远征的”。不过，“赤壁虽然没有大战，但小战却发生了。正如上面所说，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遭遇战。1

[赤壁大战说]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以韩国磐、卢专、王陵、王泓等为代表。

韩国磐在大量引文博证的基础上认为：“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并没有渲染夸大，把本来是小的战争夸张为赤壁大战。赤壁之战是中国史上一次重大的战争，在司马光以前的史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赤壁之战之所以是历史上的重大战争，不仅古代史书中早已如此记载，还由于这次战争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要明白这点，首先要知道当时荆州的重要地位”。“荆州是当时关键性的要地”。三方都欲“取荆州”。“所以，当时形势决定了赤壁之战是一场重要的战争”。“再从赤壁之战的特点来说，它是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火攻”。“同时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正因为赤壁之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是火攻致胜的典型战例，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而著称，因此，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战争”。2

卢专认为尹韵公关于赤壁小战的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参加赤壁之战的曹军，即使不是曹操在荆州的全部兵力，也是大部分的主力，而不是区区之众”。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完成这次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是完全可能的”。“赤壁之战是十一月份发生的，这就是说，曹操从长坂之战到赤壁之战，中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曹操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调兵遣将，完成军事集结”。其次，“从军事角度上看，曹操无论是否注意到疾疫的严重性，都不会只用五千人去和刘孙联军决战”；“虽然，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他多次以少胜多，但用五千人去征服‘据有六郡，兵精粮多’的东吴，有可能吗？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更何况曹操呢？”再次，“从赤壁之战前后的情况来分析，也可以看出它不是小仗而是大仗。曹操占领江陵后，分水陆两路大军东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如果曹操率领的军队只有五千，连操纵这一千艘战船的人手都不够，又怎么作战呢？”“赤壁战后，双方在荆州的力量对比也说明曹操受到了很大挫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拥兵二十多万，形成对孙刘联军的绝对优势。战后曹操在荆州力量削弱，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尽管赤壁之战没有导致曹操的倾覆或一厥不振，并不等于说赤壁之战的规模不大，意义不重要。”“赤壁之战确是一场大战”。3

王陵、王泓分别从“曹操的战略目标”、“曹操的兵力”、“曹军的急疫”、“战争的结局”四个方面论证了赤壁大战。仅从战争结局方面，他们就提出三条理由说明“赤壁之战是场决定形势的大决战”。“其一，赤壁大战可以说是曹操战争史上的转折点。公元208年以前，曹操利用北方军阀的矛盾和弱点，个个击破，以弱胜强，虽有局部失败，但终于运筹帷幄，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赤壁之战以后，他转入了保守阶段。虽与孙权战于合肥，与刘备争于汉中，互有胜败，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汉中失于刘备，南中成了吴土，所谓一世之雄，也只能与孙、刘鼎立，仍然是个雄才不展的军阀！这次战争一直影响了半个世纪以上历史，使国家处于完全分裂状态”。“其二，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则是，孙权稳坐江东，割据成了定局；刘备占了荆州江南数郡，‘流寇’成了‘坐寇’，曹操心腹之患日深。曹操只占了襄樊，大胜变成大败”。“当时曹操不但不能在长江上再与孙刘决战，而且四川已落到刘备手中。如果赤壁之战是一次小挫折，曹操能容忍金苹果被人摘掉吗？”“其三，曹操想吞并南方，然后灭汉称帝，这大概无人怀疑。但是从建安十三年，到建安二十五年，其间十二个年头，曹操再没有过对孙、刘集团进行过决战，其原则就是赤壁之战失败惨重，影响深远”。4

持此说者还有范文澜、谭绍鹏、张国光等。

[赤壁之战应为乌林之战说] 此说对前二说均取否定态度。万绳楠为代表。

《三国志·李瑜传》有“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之句，万绳楠由此以为“赤壁之战是遭遇战，曹军不利。‘引次江北’，即引次乌林。‘瑜等在南岸’，即在赤壁。真正的战争（火攻），是后来在北岸的乌林打的。无怪乎孙吴要说‘破操乌林’了”。“如从唐朝算起，‘赤壁之战’讲了一千多年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会。科学的应是孙吴时候的人曾经说过的乌林之战”。5

2．关于双方兵力强弱问题一般认为孙刘联军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五万人，其中孙权的兵力三万，刘备的兵力一万，刘琦的兵力一万，历来无人对此发生怀疑。而曹操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多少，则说法不一，主要存有五种不同看法。

[号称八十万，实际五十余万说] 此说以吕振羽、《选集》注为代表。

吕振羽指出：“赤壁之战开始时，曹操带了八十三万人马，（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估计是三十多万），以及刘琮投降的二十来万水军，来势很猛”。

《选集》注指出：“公元二○八年，曹操兵五十余万，号称八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和曹操的敌人刘备联合，出兵三万，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用火攻烧曹操船只，大破曹军”。6

[号称八十万，实际三十万左右说] 谭绍鹏、李恩普等持此说。

谭绍鹏指出：关于曹军兵力是多少？“曹操给孙权的信说是八十万，目的是恐吓，难免有夸大。周瑜的分析是‘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七、八万’，共二十多万，亦是缩小数字以宽慰孙权。允执其中，少不了三、四十万”。7

李思普基本上持此说，他指出：“曹操逐步统一了北方，占据幽、青、冀、豫、徐、并、兖和司隶（今河南洛阳一带），拥兵数十万，特别是公元207年北征三郡乌桓单于，彻底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稳定了北方和辽西一带，遂乘胜挥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荆州刘表和江东孙权，统一天下。形势迫使孙权、刘备结成联盟，公元208年共抗曹军于赤壁。这次战役，曹军将近三十万人，号称八十三万大军，而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左右，处于劣势。结果曹操却招致惨败，引兵北返”。

[号称八十万，实际二十万以上说] 张耀枢、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韩国磐等为代表。

张耀枢指出：“曹军不费气力就占领荆州，并且获得刘表的水军，拥有二十万人以上的兵力，号称八十万人，水陆大军从江陵顺流而下，矛头主要向着江东的孙权，这时曹操在军事上占着很大的优势，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指出：“曹操在长坂打败了刘备以后，占领了荆州的江北地区。他在江陵写信给孙权，说他率八十万大军要与孙权‘会猎于吴’，进行恫吓”。“孙权召集部下商议”后，“才断然下了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决心”。“曹操率水陆军由江陵顺江而下，与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于是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这时，曹操大约有军队二十几万人，号称八十万，孙刘联军只有五万人，从数量说，曹操占绝对优势”。

韩国磐指出：“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一再提到这次战争。据周瑜所说，曹操所率中原军队十五、六万人，得刘表降军七、八万人，合计约二十三、四万人。孙刘联军不过五万人。以五万人战胜二十多万人，故亦因以少胜多而著称”。8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如范文澜、郭沫若等。

[曹军五千人说] 尹韵公持此说。

他认为：“曹操占领荆州后，以江陵有军实，恐为刘备据之，乃释辎重，亲率大军抽出的骑兵五千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长坂追上了刘备、诸葛亮等人，一阵冲杀，刘备战败。恰巧这时鲁肃至当阳，他劝说刘备改奔孙吴。刘备当即派诸葛亮随鲁肃往柴桑会见孙权，双方结成联盟。孙权马上派遣周瑜、程普等率水军三万佐刘备还击曹军”。所以说赤壁之战“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9

[曹军在二十万以内但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说] 施丁持此说。

施丁认为：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存在”，因为“一方面，古代史籍上关于曹军众多而孙刘联军寡少的记载较多较明确，不可忽视；另方面，曹军从江陵顺江东下到赤壁作战，在时间上并不紧迫”。“又按史籍所记，赤壁之战时，曹军大队人马确已到了赤壁、乌林区”。“但是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虽然不大可能，而其二十余万兵（北兵十五、六万及荆州璋兵七八万）也不可能全部投入此次战斗”。因为“曹军占了新野、襄阳、当阳、江陵等地，自然要安排将兵镇守，而且人数少了还不行，可能要分出几万人马。我估计，曹军东下的水陆两路人马可能在二十万以内”。“还应该指出，曹军的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的水兵”。所谓“操既有荆州水军十万”，“肯定是个夸张的数字”。而实际“恐怕水军超不出三万，而且赤壁之战前几年内，荆州江夏太守黄祖所率的水师多次败于孙权的水师，说明荆州水军兵力尚不如孙权的水军”。“赤壁之战时，荆州水军既有往年黄祖败亡之失，又有刘琦万人离去；而孙权水军往年既有所增强，近日又有刘备、刘琦兵力的联合，那么孙权兵力多于曹操所有的荆州水军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赤壁之战，就双方总的兵力来说，曹军众，孙刘联军寡，是毫无疑问的；但就其中训练有素及经过水战考验的水军来说，曹军少，孙刘联军多，倒是很可能的”。10

3．关于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观点。

[多种因素说] 此说以范文澜、刘勉之等为代表。

范文澜指出：赤壁之战，曹操“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曹操军有不少弱点：（一）荆州兵被迫投降，军心动摇，而水战主要依靠荆州兵；（二）北方兵不习惯南方水土，战斗力削弱；（三）曹操军后方不巩固，特别是马超、韩遂等军割据关西，威胁许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弱点；（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对曹操”。“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曹操军存在着这许多弱点，只宜速胜，不能持久。恰巧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结果孙、刘结盟，“用火攻法大破曹操军”。

刘勉之认为：“二○八年曹操入荆州，得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周瑜指出曹操冒用兵四患：一、北方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曹操后方受威胁；二，青徐步兵，不习水战；三，天气盛寒，马无藁草；四，北方士众，不服水土，必生疾病。自请领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攻破曹操”。“周瑜部将黄盖献计诈降火攻，曹操船舰相连，首尾相接，正好东南风急，黄盖放船同时发火，延烧岸上营房，烟火涨天，曹军大败”。11

[曹军“疾疫”说] 此说以尹韵公、李友松、季始荣、田树仁等为代表。

尹韵公指出：“曹军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曹军大多数人，病倒的病倒，病死的病死”。所以说“曹操在赤壁失利主要不是被击败，而是军队遇疾疫，迫使曹操烧船主动撤退”。还是裴松之说得好：“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12

李友松认为：“曹操兵马确实遭到疾病的严重危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导致曹军的惨败呢？”“血吸虫急染乃曹军致败的主要原因”。“曹操兵马在赤壁之战时被血吸虫感染时间、潜伏期与发病时间的关系及危害上是相符的，即在秋天感染后陆续发病，至冬天在赤壁决战时已是疾病交加，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了”。“相反，那些在疫区内长期从事生产、生活，经常接触疫水的刘备、孙权兵马，虽然也经常感染血吸虫，但多数是慢性血吸虫病”。“这种差别就是患慢性吸血虫病的刘孙联军战胜患急性血吸虫病的要害所在”。13

季始荣则认为：“赤壁之战曹军败北，曹营所发生的疫病与血吸虫无关，而有可能与疟疾流行有联系。”“疟疾是著名的古老疾病”，“疟疾为当地常见病，有的还会暴发流行”。“传播季节自4月开始直至10月共有七个月”。“曹军当年经豫南越过桐柏山脉，遍走武当山、荆山，进入江汉平原和湖沼地区，都是疟疾传播季节”。加上“急行军，官兵疲乏，进入湖北后可能感染疟疾，经反复传播在军中造成流行，终致有的病重有的死亡”。“疟疾基本上是全国普遍性疾病，河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对疟疾都易感，军中一遇相互传播，容易引起大规模流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是可以想像的”。14

田树仁认为：“曹操军队赤壁之所以发生的疾疫是中国当时频年流行可伯、凶猛传染病的一次局限性流行。”“到底都是哪些传染病？”“有人曾怀疑这可能是斑疹伤寒。如果确是这个病，再结合建安初期，中原军阀混战时，有的军队虱虮很严重。那末，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流传很广，被称之为‘战争热’、‘饥荒热’的虱媒传染病，在那战乱、饥荒频仍的时代，是否也曾兴风作浪过？”“似有此病之嫌”。15

[曹操错误的军事指挥所致说] 张耀枢、卢专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拿战争双方的情况来看，曹操势力强，是主动的进攻，战略上处于优势；孙权势力弱，是被动的防御，战略上处于劣势。”“但这仅是一般的情况”。双方各有优劣，“现在来看出色的军事家是怎样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战略形势转变的”。“当时，曹操的军队追击刘备，乘胜南下，直到长江北岸的江陵，在这里，他把部队大部分安排上战船，沿江岸也有部队，这样顺流东下。孙刘方面，周瑜统率三万部队，主要是水军，在武昌会师刘备、刘琦的两万人，溯江而上去迎击曹军，两军遭遇于赤壁”。“这里可以看出：曹军布置上的错误，把大部分不习水战的士兵摆在船上，以水军作它的主力，陆上的军队只能起配合作用，使北方骑兵的威力不能发挥，又因为‘水土不服’，多数士兵已发生患病现象。而孙刘联军的指挥上却掌握着以精练水军在大江上作战的这一有利地位。所以，第一次的遭遇战，就取得小胜，这下曹军把战船移靠长江北岸”，周瑜又“针对‘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这一个大错误，用‘火攻’的战术。于是曹操大败”。

卢专认为：“决定战争决定进程的主要是掌握了一定物质力量的人的主观努力。曹军之所以染上疾疫，并不是运气不佳，主要是曹操错误的战略思想造成的。曹操兼并荆州后，在还不具备统一中国的社会物质力量的情况下，便急于求成，企图一鼓作气荡平东吴。为此，他不顾部队连续作战，已疲劳不堪，驱使他们冒着炎热强行军，这就必然引起疾疫流行。再如赤壁之战时，江面上还刮着强劲的东南风。周瑜就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取火攻，而曹操面对东南风，不仅想不出什么破敌之策，而且对它可能产生的威胁也没有一点警惕。相形之下，我们不觉得曹操的谋略比周瑜低一筹吗？”16

[败于火攻说] 韩国磐持此说。

他认为：“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周瑜等论述曹操方面的弱点，就是曹的后方不稳，有后顾之忧；军心不一，舍鞍马之强，而与南人争舟楫之利；马无藁草，士兵不习水土，必生疾疫等，却未估计到夏历十一月会大刮东南风，助长了火攻这一偶然因素。而东南风助成火攻这一偶然因素，确是曹军大败的重要因素。”当然，也应看到曹操“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以致偶然因素能起作用，终于失败”。17

[基本原因是水军兵力较弱，决定因素则是军士狐疑说] 施丁持此说。

他认为：首先，“在水兵方面，联军优于曹军，是赤壁之战胜负的一个基本原因”。“曹军本以鞍马为长”，“但顺江东下”，“曹操所得之荆州水军本不够用，原有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以此骑兵改编为水军，当然是舍长就短，这是真正之患”。其次，“人心之向背与士气之高低，是赤壁之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曹操自江陵东下，水军以荆州降者为基干，与孙刘联军交兵，问题更大。荆州水军，除了与刘琦部队有同乡之谊，交锋时情难下手外，又因往昔一再败于孙军，今又力量较弱，更有恐惧心理”。而“孙刘联军却无荆州水军那种思想与心理，他们能‘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刘联军与曹操水军相较，在军心士气方面，显然有‘同仇敌忾’与‘尚怀狐疑’之别；而如此两军作战，谁胜谁负，不难预料”。18

[主要是曹操骄傲轻敌说] 李恩普，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持此说。

李恩普认为：“在赤壁之战中，曹军处绝对优势，接连打了不少胜仗，拥有雄兵数十万，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挥师南下，刘琮束手就降，荆州垂手而得，因而横槊赋诗，趾高气扬，骄傲轻敌，看不到自己军队弱点，对黄盖诈降，缺乏警惕，对东吴利用火攻，毫无戒备，结果招致惨败”。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曹军由于行军疲惫，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流行；水师又是刚刚归附的荆州降军组成的，人心涣散，因而战斗力并不强。特别是曹操骄傲轻敌，轻信了周瑜部下黄盖的诈降，使黄盖得以数十艘装满柴草油脂的小船靠近曹操的战船”。结果“烧掉了曹军的全部船只”，“还延烧到江岸上的曹军大营”，使得“曹军全线崩溃”。19

4．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 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历来说法不一，有汉川、汉阳、黄冈、武昌、蒲圻等。近年来通过研讨逐步趋向一致，但仍存有三种不同看法。

[嘉鱼县境说] 《选集》注、范文澜、天津师院《中国简史》等持此说。

《选集》注指出：“赤壁在湖北省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20

范文澜认为：“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孙刘联军“与二十多万曹军在赤壁（湖北嘉鱼）会战”。21

[蒲圻县西北说] 丁力、陈可畏、冯金平等持此说。

丁力认为：“赤壁是山名，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赤壁公社。位处长江南岸，峙立江边，山岩石壁呈赭红色，故曰赤壁”。“大江北岸就是乌林矶，今属洪湖县龙口公社，就是当年曹操兵败乌林的地方”。“赤壁的东边有一条陆溪，又名陆水，注入长江处有一小镇，名陆溪口，在今嘉鱼县西，即三国时代的陆口。孙权使鲁肃、吕蒙屯兵陆口，即此”。“解放后，有不少出版物把赤壁的地点注释错了”。“造成这种错误，恐怕是根据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辞源》说，‘赤壁，在嘉鱼县东北江滨’”。“本来，解放前，赤壁是属于嘉鱼县，但不是在嘉鱼县东北，实际地点与旧注家所说的方向正相反，而是在嘉鱼县西南。嘉鱼县东北是老官咀、牌洲、并没有赤壁”。“解放后，人民考虑到蒲圻县是山区，在长江没有出口处，于是就把原属嘉鱼县陆水以西赤壁一带的地方，划归蒲圻县。这样，蒲圻北部山区的竹木山货，就可通过长江来运往各地了。现在赤壁公社的所在地，就在赤壁山下”。22

陈可畏认为：“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山，就是东汉末年赤壁之战的赤壁。”其理由是：（一）“今蒲圻县的赤壁山，位于县城西北一百余里，恰好与洪湖县东龙口公社的乌林矶南北相对。这同《三国志》赤壁之战中的赤壁与乌林的位置记载完全吻合”。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在赤壁初战失利后，便率领大军驻扎在长江北岸的乌林一带，而周瑜、刘备联军则驻扎在长江南岸的赤壁一带。也就是说赤壁与乌林南北相对”。（二）“孙刘联军在赤壁首战中能以少胜多，而曹操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是不敢在初战中强攻而北撤，二是北撤之后迟迟不向孙刘联军的驻地赤壁发动进攻，这说明赤壁是一个很险要的地方”。“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位于长江南岸，北端延伸于大江之中，悬崖峭壁，有利于进攻、防守，西南有黄盖湖，经石头、清江二口通长江，可以隐藏大量的水军、战舰并防止袭击，这是黄岗赤壁和武昌赤壁所没有的”。（三）除上述两点外，“还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文物，遗迹等为证”。如“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刘表传》云：‘赤壁，山名，在鄂州蒲圻县’。杜佑在《通典》中引《地志》说：‘今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等等。23

冯金平也持类似看法。24

持此说者还有吴永章、舒之梅、蒋永星、胡秦葆等。

[武昌赤壁说] 持此说的有吴应寿、万绳楠等。

吴应寿不同意赤壁位于蒲圻县西北的看法，认为：如按上述说法“那么古赤壁就与江北的乌林南北相对了，但从赤壁之战的规模来看，两军对垒只隔一江是不可能的，而必然有较长的战线。因此赤壁之战的地点与乌林必定有一段距离，这样，乌林对面的蒲圻县赤壁山就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战场”。“古赤壁应是在武昌县西南的赤矶山”。25

万绳楠认为：读《江表传》所说：“‘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感到乌林与赤壁对岸说有问题。如果乌林是与赤壁对岸，怎样解释借东南风，‘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呢？黄盖烧船应是上溯而非横断长江”。又“检《水经注》卷十四（永乐大典本），先记江水“又东径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后记‘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乌林在蒲圻县，赤壁山在武昌县。则郦道元早已考定了乌林与赤壁的具体位置，二者一上一下，并非隔江相对”。26

5．赤壁之战的历史作用 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阻滞统一进程说] 张耀枢、刘勉之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在这里，战争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巩固分峙局面、阻滞统一进程是起着有力作用的。而其中赤壁之战，正是‘决定三国局势的一个主要战争’”。“三国鼎立形势就代替了封建统一局面。”

刘勉之认为：“当时的形势，对吴国的地主、官僚来说，分立有利，但对整个历史，对当时人民来说，曹操的统一利益更大。另一面，吴蜀分立，对当时东南、西南的开发，也还是有利的。使没有赤壁之战，孙权降曹，刘备孤军无援，统一的局面不要等到公元○年，对当时的人民来说，对生产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件更大的好事。”27

[对统一有促进说] 施丁、范文澜、李恩普持此说。

施丁指出：“若从短期或是几百年的时间来看，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三足鼎峙，似乎是分裂的因素与祸根。如果从长期，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没有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鼎峙，就不会有更大的统一，我国历史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不断地反复出现、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地上升，是祖国统一历史的辨证的发展过程”。28

范文澜认为：“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曹操所代表的统一趋势虽然受到阻碍，但此后三国统治者各在自己的领土内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各国内部的统一，恢复残破已极的生产（主要是魏国），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斗时期，三国分立也还是恢复全国统一的一个步骤。”

李恩普认为：“赤壁战后，曹操受到严重挫折，不得不退回北方，势力局限在中原及北部中国，再也无力大举南下。孙吴在江南得到巩固和发展，保全了所据长江中、下游地盘。刘备乘机占领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荆州，站稳了脚跟，从‘寄人篱下’变为有人、有兵；继而进据益州（今四川一带）和陕西南部，同北方曹魏形成对峙之势。所以，这次战役是造成从东汉末年群雄角逐、分裂混乱局面，走向相对稳定的三国鼎立局面的决定性战役”。

赤壁之战中曹操有多少人马？

1．关于赤壁之战的总体规模 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

[不是一次大战，而是小规模的战役说] 尹韵公持此说。

尹韵公认为：赤壁之战不是一场大决战，而是小规模的遭遇战，理由如下：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五千轻骑在长坂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再从军事角度看，“曹操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作为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曹操难道会在明显的事实面前主观行事，把一群群疾病之夫驱往赤壁，同孙、刘联军进行一场大决战吗”？此外，“再从赤壁之战以后的情况看，也可以说明它不是一场大战”。“历史上著名的大战役，一般都是战争双方倾全力进行的战略决战，而战败的一方或是以军事上的崩溃导致的倾覆”，“或是一蹶不振”，但“赤壁之战后的第三个年头，曹操又发大军征讨汉中。”如果真有赤壁大战，曹军是“不可能在三年内恢复生机，再次投入远征的”。不过，“赤壁虽然没有大战，但小战却发生了。正如上面所说，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遭遇战。1

[赤壁大战说]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以韩国磐、卢专、王陵、王泓等为代表。

韩国磐在大量引文博证的基础上认为：“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并没有渲染夸大，把本来是小的战争夸张为赤壁大战。赤壁之战是中国史上一次重大的战争，在司马光以前的史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赤壁之战之所以是历史上的重大战争，不仅古代史书中早已如此记载，还由于这次战争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要明白这点，首先要知道当时荆州的重要地位”。“荆州是当时关键性的要地”。三方都欲“取荆州”。“所以，当时形势决定了赤壁之战是一场重要的战争”。“再从赤壁之战的特点来说，它是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火攻”。“同时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正因为赤壁之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是火攻致胜的典型战例，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而著称，因此，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战争”。2

卢专认为尹韵公关于赤壁小战的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参加赤壁之战的曹军，即使不是曹操在荆州的全部兵力，也是大部分的主力，而不是区区之众”。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完成这次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是完全可能的”。“赤壁之战是十一月份发生的，这就是说，曹操从长坂之战到赤壁之战，中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曹操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调兵遣将，完成军事集结”。其次，“从军事角度上看，曹操无论是否注意到疾疫的严重性，都不会只用五千人去和刘孙联军决战”；“虽然，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他多次以少胜多，但用五千人去征服‘据有六郡，兵精粮多’的东吴，有可能吗？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更何况曹操呢？”再次，“从赤壁之战前后的情况来分析，也可以看出它不是小仗而是大仗。曹操占领江陵后，分水陆两路大军东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如果曹操率领的军队只有五千，连操纵这一千艘战船的人手都不够，又怎么作战呢？”“赤壁战后，双方在荆州的力量对比也说明曹操受到了很大挫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拥兵二十多万，形成对孙刘联军的绝对优势。战后曹操在荆州力量削弱，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尽管赤壁之战没有导致曹操的倾覆或一厥不振，并不等于说赤壁之战的规模不大，意义不重要。”“赤壁之战确是一场大战”。3

王陵、王泓分别从“曹操的战略目标”、“曹操的兵力”、“曹军的急疫”、“战争的结局”四个方面论证了赤壁大战。仅从战争结局方面，他们就提出三条理由说明“赤壁之战是场决定形势的大决战”。“其一，赤壁大战可以说是曹操战争史上的转折点。公元208年以前，曹操利用北方军阀的矛盾和弱点，个个击破，以弱胜强，虽有局部失败，但终于运筹帷幄，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赤壁之战以后，他转入了保守阶段。虽与孙权战于合肥，与刘备争于汉中，互有胜败，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汉中失于刘备，南中成了吴土，所谓一世之雄，也只能与孙、刘鼎立，仍然是个雄才不展的军阀！这次战争一直影响了半个世纪以上历史，使国家处于完全分裂状态”。“其二，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则是，孙权稳坐江东，割据成了定局；刘备占了荆州江南数郡，‘流寇’成了‘坐寇’，曹操心腹之患日深。曹操只占了襄樊，大胜变成大败”。“当时曹操不但不能在长江上再与孙刘决战，而且四川已落到刘备手中。如果赤壁之战是一次小挫折，曹操能容忍金苹果被人摘掉吗？”“其三，曹操想吞并南方，然后灭汉称帝，这大概无人怀疑。但是从建安十三年，到建安二十五年，其间十二个年头，曹操再没有过对孙、刘集团进行过决战，其原则就是赤壁之战失败惨重，影响深远”。4

持此说者还有范文澜、谭绍鹏、张国光等。

[赤壁之战应为乌林之战说] 此说对前二说均取否定态度。万绳楠为代表。

《三国志·李瑜传》有“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之句，万绳楠由此以为“赤壁之战是遭遇战，曹军不利。‘引次江北’，即引次乌林。‘瑜等在南岸’，即在赤壁。真正的战争（火攻），是后来在北岸的乌林打的。无怪乎孙吴要说‘破操乌林’了”。“如从唐朝算起，‘赤壁之战’讲了一千多年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会。科学的应是孙吴时候的人曾经说过的乌林之战”。5

2．关于双方兵力强弱问题一般认为孙刘联军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五万人，其中孙权的兵力三万，刘备的兵力一万，刘琦的兵力一万，历来无人对此发生怀疑。而曹操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多少，则说法不一，主要存有五种不同看法。

[号称八十万，实际五十余万说] 此说以吕振羽、《选集》注为代表。

吕振羽指出：“赤壁之战开始时，曹操带了八十三万人马，（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估计是三十多万），以及刘琮投降的二十来万水军，来势很猛”。

《选集》注指出：“公元二○八年，曹操兵五十余万，号称八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和曹操的敌人刘备联合，出兵三万，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用火攻烧曹操船只，大破曹军”。6

[号称八十万，实际三十万左右说] 谭绍鹏、李恩普等持此说。

谭绍鹏指出：关于曹军兵力是多少？“曹操给孙权的信说是八十万，目的是恐吓，难免有夸大。周瑜的分析是‘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七、八万’，共二十多万，亦是缩小数字以宽慰孙权。允执其中，少不了三、四十万”。7

李思普基本上持此说，他指出：“曹操逐步统一了北方，占据幽、青、冀、豫、徐、并、兖和司隶（今河南洛阳一带），拥兵数十万，特别是公元207年北征三郡乌桓单于，彻底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稳定了北方和辽西一带，遂乘胜挥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荆州刘表和江东孙权，统一天下。形势迫使孙权、刘备结成联盟，公元208年共抗曹军于赤壁。这次战役，曹军将近三十万人，号称八十三万大军，而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左右，处于劣势。结果曹操却招致惨败，引兵北返”。

[号称八十万，实际二十万以上说] 张耀枢、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韩国磐等为代表。

张耀枢指出：“曹军不费气力就占领荆州，并且获得刘表的水军，拥有二十万人以上的兵力，号称八十万人，水陆大军从江陵顺流而下，矛头主要向着江东的孙权，这时曹操在军事上占着很大的优势，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指出：“曹操在长坂打败了刘备以后，占领了荆州的江北地区。他在江陵写信给孙权，说他率八十万大军要与孙权‘会猎于吴’，进行恫吓”。“孙权召集部下商议”后，“才断然下了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决心”。“曹操率水陆军由江陵顺江而下，与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于是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这时，曹操大约有军队二十几万人，号称八十万，孙刘联军只有五万人，从数量说，曹操占绝对优势”。

韩国磐指出：“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一再提到这次战争。据周瑜所说，曹操所率中原军队十五、六万人，得刘表降军七、八万人，合计约二十三、四万人。孙刘联军不过五万人。以五万人战胜二十多万人，故亦因以少胜多而著称”。8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如范文澜、郭沫若等。

[曹军五千人说] 尹韵公持此说。

他认为：“曹操占领荆州后，以江陵有军实，恐为刘备据之，乃释辎重，亲率大军抽出的骑兵五千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长坂追上了刘备、诸葛亮等人，一阵冲杀，刘备战败。恰巧这时鲁肃至当阳，他劝说刘备改奔孙吴。刘备当即派诸葛亮随鲁肃往柴桑会见孙权，双方结成联盟。孙权马上派遣周瑜、程普等率水军三万佐刘备还击曹军”。所以说赤壁之战“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9

[曹军在二十万以内但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说] 施丁持此说。

施丁认为：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存在”，因为“一方面，古代史籍上关于曹军众多而孙刘联军寡少的记载较多较明确，不可忽视；另方面，曹军从江陵顺江东下到赤壁作战，在时间上并不紧迫”。“又按史籍所记，赤壁之战时，曹军大队人马确已到了赤壁、乌林区”。“但是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虽然不大可能，而其二十余万兵（北兵十五、六万及荆州璋兵七八万）也不可能全部投入此次战斗”。因为“曹军占了新野、襄阳、当阳、江陵等地，自然要安排将兵镇守，而且人数少了还不行，可能要分出几万人马。我估计，曹军东下的水陆两路人马可能在二十万以内”。“还应该指出，曹军的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的水兵”。所谓“操既有荆州水军十万”，“肯定是个夸张的数字”。而实际“恐怕水军超不出三万，而且赤壁之战前几年内，荆州江夏太守黄祖所率的水师多次败于孙权的水师，说明荆州水军兵力尚不如孙权的水军”。“赤壁之战时，荆州水军既有往年黄祖败亡之失，又有刘琦万人离去；而孙权水军往年既有所增强，近日又有刘备、刘琦兵力的联合，那么孙权兵力多于曹操所有的荆州水军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赤壁之战，就双方总的兵力来说，曹军众，孙刘联军寡，是毫无疑问的；但就其中训练有素及经过水战考验的水军来说，曹军少，孙刘联军多，倒是很可能的”。10

3．关于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观点。

[多种因素说] 此说以范文澜、刘勉之等为代表。

范文澜指出：赤壁之战，曹操“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曹操军有不少弱点：（一）荆州兵被迫投降，军心动摇，而水战主要依靠荆州兵；（二）北方兵不习惯南方水土，战斗力削弱；（三）曹操军后方不巩固，特别是马超、韩遂等军割据关西，威胁许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弱点；（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对曹操”。“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曹操军存在着这许多弱点，只宜速胜，不能持久。恰巧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结果孙、刘结盟，“用火攻法大破曹操军”。

刘勉之认为：“二○八年曹操入荆州，得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周瑜指出曹操冒用兵四患：一、北方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曹操后方受威胁；二，青徐步兵，不习水战；三，天气盛寒，马无藁草；四，北方士众，不服水土，必生疾病。自请领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攻破曹操”。“周瑜部将黄盖献计诈降火攻，曹操船舰相连，首尾相接，正好东南风急，黄盖放船同时发火，延烧岸上营房，烟火涨天，曹军大败”。11

[曹军“疾疫”说] 此说以尹韵公、李友松、季始荣、田树仁等为代表。

尹韵公指出：“曹军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曹军大多数人，病倒的病倒，病死的病死”。所以说“曹操在赤壁失利主要不是被击败，而是军队遇疾疫，迫使曹操烧船主动撤退”。还是裴松之说得好：“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12

李友松认为：“曹操兵马确实遭到疾病的严重危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导致曹军的惨败呢？”“血吸虫急染乃曹军致败的主要原因”。“曹操兵马在赤壁之战时被血吸虫感染时间、潜伏期与发病时间的关系及危害上是相符的，即在秋天感染后陆续发病，至冬天在赤壁决战时已是疾病交加，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了”。“相反，那些在疫区内长期从事生产、生活，经常接触疫水的刘备、孙权兵马，虽然也经常感染血吸虫，但多数是慢性血吸虫病”。“这种差别就是患慢性吸血虫病的刘孙联军战胜患急性血吸虫病的要害所在”。13

季始荣则认为：“赤壁之战曹军败北，曹营所发生的疫病与血吸虫无关，而有可能与疟疾流行有联系。”“疟疾是著名的古老疾病”，“疟疾为当地常见病，有的还会暴发流行”。“传播季节自4月开始直至10月共有七个月”。“曹军当年经豫南越过桐柏山脉，遍走武当山、荆山，进入江汉平原和湖沼地区，都是疟疾传播季节”。加上“急行军，官兵疲乏，进入湖北后可能感染疟疾，经反复传播在军中造成流行，终致有的病重有的死亡”。“疟疾基本上是全国普遍性疾病，河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对疟疾都易感，军中一遇相互传播，容易引起大规模流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是可以想像的”。14

田树仁认为：“曹操军队赤壁之所以发生的疾疫是中国当时频年流行可伯、凶猛传染病的一次局限性流行。”“到底都是哪些传染病？”“有人曾怀疑这可能是斑疹伤寒。如果确是这个病，再结合建安初期，中原军阀混战时，有的军队虱虮很严重。那末，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流传很广，被称之为‘战争热’、‘饥荒热’的虱媒传染病，在那战乱、饥荒频仍的时代，是否也曾兴风作浪过？”“似有此病之嫌”。15

[曹操错误的军事指挥所致说] 张耀枢、卢专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拿战争双方的情况来看，曹操势力强，是主动的进攻，战略上处于优势；孙权势力弱，是被动的防御，战略上处于劣势。”“但这仅是一般的情况”。双方各有优劣，“现在来看出色的军事家是怎样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战略形势转变的”。“当时，曹操的军队追击刘备，乘胜南下，直到长江北岸的江陵，在这里，他把部队大部分安排上战船，沿江岸也有部队，这样顺流东下。孙刘方面，周瑜统率三万部队，主要是水军，在武昌会师刘备、刘琦的两万人，溯江而上去迎击曹军，两军遭遇于赤壁”。“这里可以看出：曹军布置上的错误，把大部分不习水战的士兵摆在船上，以水军作它的主力，陆上的军队只能起配合作用，使北方骑兵的威力不能发挥，又因为‘水土不服’，多数士兵已发生患病现象。而孙刘联军的指挥上却掌握着以精练水军在大江上作战的这一有利地位。所以，第一次的遭遇战，就取得小胜，这下曹军把战船移靠长江北岸”，周瑜又“针对‘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这一个大错误，用‘火攻’的战术。于是曹操大败”。

卢专认为：“决定战争决定进程的主要是掌握了一定物质力量的人的主观努力。曹军之所以染上疾疫，并不是运气不佳，主要是曹操错误的战略思想造成的。曹操兼并荆州后，在还不具备统一中国的社会物质力量的情况下，便急于求成，企图一鼓作气荡平东吴。为此，他不顾部队连续作战，已疲劳不堪，驱使他们冒着炎热强行军，这就必然引起疾疫流行。再如赤壁之战时，江面上还刮着强劲的东南风。周瑜就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取火攻，而曹操面对东南风，不仅想不出什么破敌之策，而且对它可能产生的威胁也没有一点警惕。相形之下，我们不觉得曹操的谋略比周瑜低一筹吗？”16

[败于火攻说] 韩国磐持此说。

他认为：“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周瑜等论述曹操方面的弱点，就是曹的后方不稳，有后顾之忧；军心不一，舍鞍马之强，而与南人争舟楫之利；马无藁草，士兵不习水土，必生疾疫等，却未估计到夏历十一月会大刮东南风，助长了火攻这一偶然因素。而东南风助成火攻这一偶然因素，确是曹军大败的重要因素。”当然，也应看到曹操“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以致偶然因素能起作用，终于失败”。17

[基本原因是水军兵力较弱，决定因素则是军士狐疑说] 施丁持此说。

他认为：首先，“在水兵方面，联军优于曹军，是赤壁之战胜负的一个基本原因”。“曹军本以鞍马为长”，“但顺江东下”，“曹操所得之荆州水军本不够用，原有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以此骑兵改编为水军，当然是舍长就短，这是真正之患”。其次，“人心之向背与士气之高低，是赤壁之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曹操自江陵东下，水军以荆州降者为基干，与孙刘联军交兵，问题更大。荆州水军，除了与刘琦部队有同乡之谊，交锋时情难下手外，又因往昔一再败于孙军，今又力量较弱，更有恐惧心理”。而“孙刘联军却无荆州水军那种思想与心理，他们能‘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刘联军与曹操水军相较，在军心士气方面，显然有‘同仇敌忾’与‘尚怀狐疑’之别；而如此两军作战，谁胜谁负，不难预料”。18

[主要是曹操骄傲轻敌说] 李恩普，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持此说。

李恩普认为：“在赤壁之战中，曹军处绝对优势，接连打了不少胜仗，拥有雄兵数十万，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挥师南下，刘琮束手就降，荆州垂手而得，因而横槊赋诗，趾高气扬，骄傲轻敌，看不到自己军队弱点，对黄盖诈降，缺乏警惕，对东吴利用火攻，毫无戒备，结果招致惨败”。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曹军由于行军疲惫，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流行；水师又是刚刚归附的荆州降军组成的，人心涣散，因而战斗力并不强。特别是曹操骄傲轻敌，轻信了周瑜部下黄盖的诈降，使黄盖得以数十艘装满柴草油脂的小船靠近曹操的战船”。结果“烧掉了曹军的全部船只”，“还延烧到江岸上的曹军大营”，使得“曹军全线崩溃”。19

4．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 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历来说法不一，有汉川、汉阳、黄冈、武昌、蒲圻等。近年来通过研讨逐步趋向一致，但仍存有三种不同看法。

[嘉鱼县境说] 《选集》注、范文澜、天津师院《中国简史》等持此说。

《选集》注指出：“赤壁在湖北省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20

范文澜认为：“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孙刘联军“与二十多万曹军在赤壁（湖北嘉鱼）会战”。21

[蒲圻县西北说] 丁力、陈可畏、冯金平等持此说。

丁力认为：“赤壁是山名，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赤壁公社。位处长江南岸，峙立江边，山岩石壁呈赭红色，故曰赤壁”。“大江北岸就是乌林矶，今属洪湖县龙口公社，就是当年曹操兵败乌林的地方”。“赤壁的东边有一条陆溪，又名陆水，注入长江处有一小镇，名陆溪口，在今嘉鱼县西，即三国时代的陆口。孙权使鲁肃、吕蒙屯兵陆口，即此”。“解放后，有不少出版物把赤壁的地点注释错了”。“造成这种错误，恐怕是根据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辞源》说，‘赤壁，在嘉鱼县东北江滨’”。“本来，解放前，赤壁是属于嘉鱼县，但不是在嘉鱼县东北，实际地点与旧注家所说的方向正相反，而是在嘉鱼县西南。嘉鱼县东北是老官咀、牌洲、并没有赤壁”。“解放后，人民考虑到蒲圻县是山区，在长江没有出口处，于是就把原属嘉鱼县陆水以西赤壁一带的地方，划归蒲圻县。这样，蒲圻北部山区的竹木山货，就可通过长江来运往各地了。现在赤壁公社的所在地，就在赤壁山下”。22

陈可畏认为：“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山，就是东汉末年赤壁之战的赤壁。”其理由是：（一）“今蒲圻县的赤壁山，位于县城西北一百余里，恰好与洪湖县东龙口公社的乌林矶南北相对。这同《三国志》赤壁之战中的赤壁与乌林的位置记载完全吻合”。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在赤壁初战失利后，便率领大军驻扎在长江北岸的乌林一带，而周瑜、刘备联军则驻扎在长江南岸的赤壁一带。也就是说赤壁与乌林南北相对”。（二）“孙刘联军在赤壁首战中能以少胜多，而曹操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是不敢在初战中强攻而北撤，二是北撤之后迟迟不向孙刘联军的驻地赤壁发动进攻，这说明赤壁是一个很险要的地方”。“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位于长江南岸，北端延伸于大江之中，悬崖峭壁，有利于进攻、防守，西南有黄盖湖，经石头、清江二口通长江，可以隐藏大量的水军、战舰并防止袭击，这是黄岗赤壁和武昌赤壁所没有的”。（三）除上述两点外，“还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文物，遗迹等为证”。如“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刘表传》云：‘赤壁，山名，在鄂州蒲圻县’。杜佑在《通典》中引《地志》说：‘今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等等。23

冯金平也持类似看法。24

持此说者还有吴永章、舒之梅、蒋永星、胡秦葆等。

[武昌赤壁说] 持此说的有吴应寿、万绳楠等。

吴应寿不同意赤壁位于蒲圻县西北的看法，认为：如按上述说法“那么古赤壁就与江北的乌林南北相对了，但从赤壁之战的规模来看，两军对垒只隔一江是不可能的，而必然有较长的战线。因此赤壁之战的地点与乌林必定有一段距离，这样，乌林对面的蒲圻县赤壁山就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战场”。“古赤壁应是在武昌县西南的赤矶山”。25

万绳楠认为：读《江表传》所说：“‘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感到乌林与赤壁对岸说有问题。如果乌林是与赤壁对岸，怎样解释借东南风，‘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呢？黄盖烧船应是上溯而非横断长江”。又“检《水经注》卷十四（永乐大典本），先记江水“又东径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后记‘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乌林在蒲圻县，赤壁山在武昌县。则郦道元早已考定了乌林与赤壁的具体位置，二者一上一下，并非隔江相对”。26

5．赤壁之战的历史作用 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阻滞统一进程说] 张耀枢、刘勉之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在这里，战争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巩固分峙局面、阻滞统一进程是起着有力作用的。而其中赤壁之战，正是‘决定三国局势的一个主要战争’”。“三国鼎立形势就代替了封建统一局面。”

刘勉之认为：“当时的形势，对吴国的地主、官僚来说，分立有利，但对整个历史，对当时人民来说，曹操的统一利益更大。另一面，吴蜀分立，对当时东南、西南的开发，也还是有利的。使没有赤壁之战，孙权降曹，刘备孤军无援，统一的局面不要等到公元○年，对当时的人民来说，对生产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件更大的好事。”27

[对统一有促进说] 施丁、范文澜、李恩普持此说。

施丁指出：“若从短期或是几百年的时间来看，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三足鼎峙，似乎是分裂的因素与祸根。如果从长期，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没有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鼎峙，就不会有更大的统一，我国历史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不断地反复出现、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地上升，是祖国统一历史的辨证的发展过程”。28

范文澜认为：“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曹操所代表的统一趋势虽然受到阻碍，但此后三国统治者各在自己的领土内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各国内部的统一，恢复残破已极的生产（主要是魏国），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斗时期，三国分立也还是恢复全国统一的一个步骤。”

李恩普认为：“赤壁战后，曹操受到严重挫折，不得不退回北方，势力局限在中原及北部中国，再也无力大举南下。孙吴在江南得到巩固和发展，保全了所据长江中、下游地盘。刘备乘机占领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荆州，站稳了脚跟，从‘寄人篱下’变为有人、有兵；继而进据益州（今四川一带）和陕西南部，同北方曹魏形成对峙之势。所以，这次战役是造成从东汉末年群雄角逐、分裂混乱局面，走向相对稳定的三国鼎立局面的决定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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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赤壁之战的总体规模 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

[不是一次大战，而是小规模的战役说] 尹韵公持此说。

尹韵公认为：赤壁之战不是一场大决战，而是小规模的遭遇战，理由如下：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五千轻骑在长坂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再从军事角度看，“曹操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作为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曹操难道会在明显的事实面前主观行事，把一群群疾病之夫驱往赤壁，同孙、刘联军进行一场大决战吗”？此外，“再从赤壁之战以后的情况看，也可以说明它不是一场大战”。“历史上著名的大战役，一般都是战争双方倾全力进行的战略决战，而战败的一方或是以军事上的崩溃导致的倾覆”，“或是一蹶不振”，但“赤壁之战后的第三个年头，曹操又发大军征讨汉中。”如果真有赤壁大战，曹军是“不可能在三年内恢复生机，再次投入远征的”。不过，“赤壁虽然没有大战，但小战却发生了。正如上面所说，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遭遇战。1

[赤壁大战说]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以韩国磐、卢专、王陵、王泓等为代表。

韩国磐在大量引文博证的基础上认为：“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并没有渲染夸大，把本来是小的战争夸张为赤壁大战。赤壁之战是中国史上一次重大的战争，在司马光以前的史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赤壁之战之所以是历史上的重大战争，不仅古代史书中早已如此记载，还由于这次战争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要明白这点，首先要知道当时荆州的重要地位”。“荆州是当时关键性的要地”。三方都欲“取荆州”。“所以，当时形势决定了赤壁之战是一场重要的战争”。“再从赤壁之战的特点来说，它是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火攻”。“同时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正因为赤壁之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是火攻致胜的典型战例，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而著称，因此，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战争”。2

卢专认为尹韵公关于赤壁小战的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参加赤壁之战的曹军，即使不是曹操在荆州的全部兵力，也是大部分的主力，而不是区区之众”。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完成这次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是完全可能的”。“赤壁之战是十一月份发生的，这就是说，曹操从长坂之战到赤壁之战，中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曹操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调兵遣将，完成军事集结”。其次，“从军事角度上看，曹操无论是否注意到疾疫的严重性，都不会只用五千人去和刘孙联军决战”；“虽然，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他多次以少胜多，但用五千人去征服‘据有六郡，兵精粮多’的东吴，有可能吗？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更何况曹操呢？”再次，“从赤壁之战前后的情况来分析，也可以看出它不是小仗而是大仗。曹操占领江陵后，分水陆两路大军东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如果曹操率领的军队只有五千，连操纵这一千艘战船的人手都不够，又怎么作战呢？”“赤壁战后，双方在荆州的力量对比也说明曹操受到了很大挫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拥兵二十多万，形成对孙刘联军的绝对优势。战后曹操在荆州力量削弱，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尽管赤壁之战没有导致曹操的倾覆或一厥不振，并不等于说赤壁之战的规模不大，意义不重要。”“赤壁之战确是一场大战”。3

王陵、王泓分别从“曹操的战略目标”、“曹操的兵力”、“曹军的急疫”、“战争的结局”四个方面论证了赤壁大战。仅从战争结局方面，他们就提出三条理由说明“赤壁之战是场决定形势的大决战”。“其一，赤壁大战可以说是曹操战争史上的转折点。公元208年以前，曹操利用北方军阀的矛盾和弱点，个个击破，以弱胜强，虽有局部失败，但终于运筹帷幄，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赤壁之战以后，他转入了保守阶段。虽与孙权战于合肥，与刘备争于汉中，互有胜败，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汉中失于刘备，南中成了吴土，所谓一世之雄，也只能与孙、刘鼎立，仍然是个雄才不展的军阀！这次战争一直影响了半个世纪以上历史，使国家处于完全分裂状态”。“其二，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则是，孙权稳坐江东，割据成了定局；刘备占了荆州江南数郡，‘流寇’成了‘坐寇’，曹操心腹之患日深。曹操只占了襄樊，大胜变成大败”。“当时曹操不但不能在长江上再与孙刘决战，而且四川已落到刘备手中。如果赤壁之战是一次小挫折，曹操能容忍金苹果被人摘掉吗？”“其三，曹操想吞并南方，然后灭汉称帝，这大概无人怀疑。但是从建安十三年，到建安二十五年，其间十二个年头，曹操再没有过对孙、刘集团进行过决战，其原则就是赤壁之战失败惨重，影响深远”。4

持此说者还有范文澜、谭绍鹏、张国光等。

[赤壁之战应为乌林之战说] 此说对前二说均取否定态度。万绳楠为代表。

《三国志·李瑜传》有“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之句，万绳楠由此以为“赤壁之战是遭遇战，曹军不利。‘引次江北’，即引次乌林。‘瑜等在南岸’，即在赤壁。真正的战争（火攻），是后来在北岸的乌林打的。无怪乎孙吴要说‘破操乌林’了”。“如从唐朝算起，‘赤壁之战’讲了一千多年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会。科学的应是孙吴时候的人曾经说过的乌林之战”。5

2．关于双方兵力强弱问题一般认为孙刘联军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五万人，其中孙权的兵力三万，刘备的兵力一万，刘琦的兵力一万，历来无人对此发生怀疑。而曹操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多少，则说法不一，主要存有五种不同看法。

[号称八十万，实际五十余万说] 此说以吕振羽、《选集》注为代表。

吕振羽指出：“赤壁之战开始时，曹操带了八十三万人马，（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估计是三十多万），以及刘琮投降的二十来万水军，来势很猛”。

《选集》注指出：“公元二○八年，曹操兵五十余万，号称八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和曹操的敌人刘备联合，出兵三万，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用火攻烧曹操船只，大破曹军”。6

[号称八十万，实际三十万左右说] 谭绍鹏、李恩普等持此说。

谭绍鹏指出：关于曹军兵力是多少？“曹操给孙权的信说是八十万，目的是恐吓，难免有夸大。周瑜的分析是‘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七、八万’，共二十多万，亦是缩小数字以宽慰孙权。允执其中，少不了三、四十万”。7

李思普基本上持此说，他指出：“曹操逐步统一了北方，占据幽、青、冀、豫、徐、并、兖和司隶（今河南洛阳一带），拥兵数十万，特别是公元207年北征三郡乌桓单于，彻底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稳定了北方和辽西一带，遂乘胜挥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荆州刘表和江东孙权，统一天下。形势迫使孙权、刘备结成联盟，公元208年共抗曹军于赤壁。这次战役，曹军将近三十万人，号称八十三万大军，而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左右，处于劣势。结果曹操却招致惨败，引兵北返”。

[号称八十万，实际二十万以上说] 张耀枢、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韩国磐等为代表。

张耀枢指出：“曹军不费气力就占领荆州，并且获得刘表的水军，拥有二十万人以上的兵力，号称八十万人，水陆大军从江陵顺流而下，矛头主要向着江东的孙权，这时曹操在军事上占着很大的优势，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指出：“曹操在长坂打败了刘备以后，占领了荆州的江北地区。他在江陵写信给孙权，说他率八十万大军要与孙权‘会猎于吴’，进行恫吓”。“孙权召集部下商议”后，“才断然下了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决心”。“曹操率水陆军由江陵顺江而下，与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于是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这时，曹操大约有军队二十几万人，号称八十万，孙刘联军只有五万人，从数量说，曹操占绝对优势”。

韩国磐指出：“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一再提到这次战争。据周瑜所说，曹操所率中原军队十五、六万人，得刘表降军七、八万人，合计约二十三、四万人。孙刘联军不过五万人。以五万人战胜二十多万人，故亦因以少胜多而著称”。8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如范文澜、郭沫若等。

[曹军五千人说] 尹韵公持此说。

他认为：“曹操占领荆州后，以江陵有军实，恐为刘备据之，乃释辎重，亲率大军抽出的骑兵五千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长坂追上了刘备、诸葛亮等人，一阵冲杀，刘备战败。恰巧这时鲁肃至当阳，他劝说刘备改奔孙吴。刘备当即派诸葛亮随鲁肃往柴桑会见孙权，双方结成联盟。孙权马上派遣周瑜、程普等率水军三万佐刘备还击曹军”。所以说赤壁之战“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9

[曹军在二十万以内但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说] 施丁持此说。

施丁认为：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存在”，因为“一方面，古代史籍上关于曹军众多而孙刘联军寡少的记载较多较明确，不可忽视；另方面，曹军从江陵顺江东下到赤壁作战，在时间上并不紧迫”。“又按史籍所记，赤壁之战时，曹军大队人马确已到了赤壁、乌林区”。“但是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虽然不大可能，而其二十余万兵（北兵十五、六万及荆州璋兵七八万）也不可能全部投入此次战斗”。因为“曹军占了新野、襄阳、当阳、江陵等地，自然要安排将兵镇守，而且人数少了还不行，可能要分出几万人马。我估计，曹军东下的水陆两路人马可能在二十万以内”。“还应该指出，曹军的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的水兵”。所谓“操既有荆州水军十万”，“肯定是个夸张的数字”。而实际“恐怕水军超不出三万，而且赤壁之战前几年内，荆州江夏太守黄祖所率的水师多次败于孙权的水师，说明荆州水军兵力尚不如孙权的水军”。“赤壁之战时，荆州水军既有往年黄祖败亡之失，又有刘琦万人离去；而孙权水军往年既有所增强，近日又有刘备、刘琦兵力的联合，那么孙权兵力多于曹操所有的荆州水军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赤壁之战，就双方总的兵力来说，曹军众，孙刘联军寡，是毫无疑问的；但就其中训练有素及经过水战考验的水军来说，曹军少，孙刘联军多，倒是很可能的”。10

3．关于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观点。

[多种因素说] 此说以范文澜、刘勉之等为代表。

范文澜指出：赤壁之战，曹操“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曹操军有不少弱点：（一）荆州兵被迫投降，军心动摇，而水战主要依靠荆州兵；（二）北方兵不习惯南方水土，战斗力削弱；（三）曹操军后方不巩固，特别是马超、韩遂等军割据关西，威胁许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弱点；（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对曹操”。“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曹操军存在着这许多弱点，只宜速胜，不能持久。恰巧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结果孙、刘结盟，“用火攻法大破曹操军”。

刘勉之认为：“二○八年曹操入荆州，得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周瑜指出曹操冒用兵四患：一、北方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曹操后方受威胁；二，青徐步兵，不习水战；三，天气盛寒，马无藁草；四，北方士众，不服水土，必生疾病。自请领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攻破曹操”。“周瑜部将黄盖献计诈降火攻，曹操船舰相连，首尾相接，正好东南风急，黄盖放船同时发火，延烧岸上营房，烟火涨天，曹军大败”。11

[曹军“疾疫”说] 此说以尹韵公、李友松、季始荣、田树仁等为代表。

尹韵公指出：“曹军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曹军大多数人，病倒的病倒，病死的病死”。所以说“曹操在赤壁失利主要不是被击败，而是军队遇疾疫，迫使曹操烧船主动撤退”。还是裴松之说得好：“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12

李友松认为：“曹操兵马确实遭到疾病的严重危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导致曹军的惨败呢？”“血吸虫急染乃曹军致败的主要原因”。“曹操兵马在赤壁之战时被血吸虫感染时间、潜伏期与发病时间的关系及危害上是相符的，即在秋天感染后陆续发病，至冬天在赤壁决战时已是疾病交加，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了”。“相反，那些在疫区内长期从事生产、生活，经常接触疫水的刘备、孙权兵马，虽然也经常感染血吸虫，但多数是慢性血吸虫病”。“这种差别就是患慢性吸血虫病的刘孙联军战胜患急性血吸虫病的要害所在”。13

季始荣则认为：“赤壁之战曹军败北，曹营所发生的疫病与血吸虫无关，而有可能与疟疾流行有联系。”“疟疾是著名的古老疾病”，“疟疾为当地常见病，有的还会暴发流行”。“传播季节自4月开始直至10月共有七个月”。“曹军当年经豫南越过桐柏山脉，遍走武当山、荆山，进入江汉平原和湖沼地区，都是疟疾传播季节”。加上“急行军，官兵疲乏，进入湖北后可能感染疟疾，经反复传播在军中造成流行，终致有的病重有的死亡”。“疟疾基本上是全国普遍性疾病，河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对疟疾都易感，军中一遇相互传播，容易引起大规模流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是可以想像的”。14

田树仁认为：“曹操军队赤壁之所以发生的疾疫是中国当时频年流行可伯、凶猛传染病的一次局限性流行。”“到底都是哪些传染病？”“有人曾怀疑这可能是斑疹伤寒。如果确是这个病，再结合建安初期，中原军阀混战时，有的军队虱虮很严重。那末，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流传很广，被称之为‘战争热’、‘饥荒热’的虱媒传染病，在那战乱、饥荒频仍的时代，是否也曾兴风作浪过？”“似有此病之嫌”。15

[曹操错误的军事指挥所致说] 张耀枢、卢专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拿战争双方的情况来看，曹操势力强，是主动的进攻，战略上处于优势；孙权势力弱，是被动的防御，战略上处于劣势。”“但这仅是一般的情况”。双方各有优劣，“现在来看出色的军事家是怎样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战略形势转变的”。“当时，曹操的军队追击刘备，乘胜南下，直到长江北岸的江陵，在这里，他把部队大部分安排上战船，沿江岸也有部队，这样顺流东下。孙刘方面，周瑜统率三万部队，主要是水军，在武昌会师刘备、刘琦的两万人，溯江而上去迎击曹军，两军遭遇于赤壁”。“这里可以看出：曹军布置上的错误，把大部分不习水战的士兵摆在船上，以水军作它的主力，陆上的军队只能起配合作用，使北方骑兵的威力不能发挥，又因为‘水土不服’，多数士兵已发生患病现象。而孙刘联军的指挥上却掌握着以精练水军在大江上作战的这一有利地位。所以，第一次的遭遇战，就取得小胜，这下曹军把战船移靠长江北岸”，周瑜又“针对‘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这一个大错误，用‘火攻’的战术。于是曹操大败”。

卢专认为：“决定战争决定进程的主要是掌握了一定物质力量的人的主观努力。曹军之所以染上疾疫，并不是运气不佳，主要是曹操错误的战略思想造成的。曹操兼并荆州后，在还不具备统一中国的社会物质力量的情况下，便急于求成，企图一鼓作气荡平东吴。为此，他不顾部队连续作战，已疲劳不堪，驱使他们冒着炎热强行军，这就必然引起疾疫流行。再如赤壁之战时，江面上还刮着强劲的东南风。周瑜就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取火攻，而曹操面对东南风，不仅想不出什么破敌之策，而且对它可能产生的威胁也没有一点警惕。相形之下，我们不觉得曹操的谋略比周瑜低一筹吗？”16

[败于火攻说] 韩国磐持此说。

他认为：“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周瑜等论述曹操方面的弱点，就是曹的后方不稳，有后顾之忧；军心不一，舍鞍马之强，而与南人争舟楫之利；马无藁草，士兵不习水土，必生疾疫等，却未估计到夏历十一月会大刮东南风，助长了火攻这一偶然因素。而东南风助成火攻这一偶然因素，确是曹军大败的重要因素。”当然，也应看到曹操“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以致偶然因素能起作用，终于失败”。17

[基本原因是水军兵力较弱，决定因素则是军士狐疑说] 施丁持此说。

他认为：首先，“在水兵方面，联军优于曹军，是赤壁之战胜负的一个基本原因”。“曹军本以鞍马为长”，“但顺江东下”，“曹操所得之荆州水军本不够用，原有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以此骑兵改编为水军，当然是舍长就短，这是真正之患”。其次，“人心之向背与士气之高低，是赤壁之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曹操自江陵东下，水军以荆州降者为基干，与孙刘联军交兵，问题更大。荆州水军，除了与刘琦部队有同乡之谊，交锋时情难下手外，又因往昔一再败于孙军，今又力量较弱，更有恐惧心理”。而“孙刘联军却无荆州水军那种思想与心理，他们能‘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刘联军与曹操水军相较，在军心士气方面，显然有‘同仇敌忾’与‘尚怀狐疑’之别；而如此两军作战，谁胜谁负，不难预料”。18

[主要是曹操骄傲轻敌说] 李恩普，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持此说。

李恩普认为：“在赤壁之战中，曹军处绝对优势，接连打了不少胜仗，拥有雄兵数十万，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挥师南下，刘琮束手就降，荆州垂手而得，因而横槊赋诗，趾高气扬，骄傲轻敌，看不到自己军队弱点，对黄盖诈降，缺乏警惕，对东吴利用火攻，毫无戒备，结果招致惨败”。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曹军由于行军疲惫，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流行；水师又是刚刚归附的荆州降军组成的，人心涣散，因而战斗力并不强。特别是曹操骄傲轻敌，轻信了周瑜部下黄盖的诈降，使黄盖得以数十艘装满柴草油脂的小船靠近曹操的战船”。结果“烧掉了曹军的全部船只”，“还延烧到江岸上的曹军大营”，使得“曹军全线崩溃”。19

4．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 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历来说法不一，有汉川、汉阳、黄冈、武昌、蒲圻等。近年来通过研讨逐步趋向一致，但仍存有三种不同看法。

[嘉鱼县境说] 《选集》注、范文澜、天津师院《中国简史》等持此说。

《选集》注指出：“赤壁在湖北省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20

范文澜认为：“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孙刘联军“与二十多万曹军在赤壁（湖北嘉鱼）会战”。21

[蒲圻县西北说] 丁力、陈可畏、冯金平等持此说。

丁力认为：“赤壁是山名，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赤壁公社。位处长江南岸，峙立江边，山岩石壁呈赭红色，故曰赤壁”。“大江北岸就是乌林矶，今属洪湖县龙口公社，就是当年曹操兵败乌林的地方”。“赤壁的东边有一条陆溪，又名陆水，注入长江处有一小镇，名陆溪口，在今嘉鱼县西，即三国时代的陆口。孙权使鲁肃、吕蒙屯兵陆口，即此”。“解放后，有不少出版物把赤壁的地点注释错了”。“造成这种错误，恐怕是根据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辞源》说，‘赤壁，在嘉鱼县东北江滨’”。“本来，解放前，赤壁是属于嘉鱼县，但不是在嘉鱼县东北，实际地点与旧注家所说的方向正相反，而是在嘉鱼县西南。嘉鱼县东北是老官咀、牌洲、并没有赤壁”。“解放后，人民考虑到蒲圻县是山区，在长江没有出口处，于是就把原属嘉鱼县陆水以西赤壁一带的地方，划归蒲圻县。这样，蒲圻北部山区的竹木山货，就可通过长江来运往各地了。现在赤壁公社的所在地，就在赤壁山下”。22

陈可畏认为：“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山，就是东汉末年赤壁之战的赤壁。”其理由是：（一）“今蒲圻县的赤壁山，位于县城西北一百余里，恰好与洪湖县东龙口公社的乌林矶南北相对。这同《三国志》赤壁之战中的赤壁与乌林的位置记载完全吻合”。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在赤壁初战失利后，便率领大军驻扎在长江北岸的乌林一带，而周瑜、刘备联军则驻扎在长江南岸的赤壁一带。也就是说赤壁与乌林南北相对”。（二）“孙刘联军在赤壁首战中能以少胜多，而曹操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是不敢在初战中强攻而北撤，二是北撤之后迟迟不向孙刘联军的驻地赤壁发动进攻，这说明赤壁是一个很险要的地方”。“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位于长江南岸，北端延伸于大江之中，悬崖峭壁，有利于进攻、防守，西南有黄盖湖，经石头、清江二口通长江，可以隐藏大量的水军、战舰并防止袭击，这是黄岗赤壁和武昌赤壁所没有的”。（三）除上述两点外，“还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文物，遗迹等为证”。如“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刘表传》云：‘赤壁，山名，在鄂州蒲圻县’。杜佑在《通典》中引《地志》说：‘今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等等。23

冯金平也持类似看法。24

持此说者还有吴永章、舒之梅、蒋永星、胡秦葆等。

[武昌赤壁说] 持此说的有吴应寿、万绳楠等。

吴应寿不同意赤壁位于蒲圻县西北的看法，认为：如按上述说法“那么古赤壁就与江北的乌林南北相对了，但从赤壁之战的规模来看，两军对垒只隔一江是不可能的，而必然有较长的战线。因此赤壁之战的地点与乌林必定有一段距离，这样，乌林对面的蒲圻县赤壁山就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战场”。“古赤壁应是在武昌县西南的赤矶山”。25

万绳楠认为：读《江表传》所说：“‘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感到乌林与赤壁对岸说有问题。如果乌林是与赤壁对岸，怎样解释借东南风，‘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呢？黄盖烧船应是上溯而非横断长江”。又“检《水经注》卷十四（永乐大典本），先记江水“又东径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后记‘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乌林在蒲圻县，赤壁山在武昌县。则郦道元早已考定了乌林与赤壁的具体位置，二者一上一下，并非隔江相对”。26

5．赤壁之战的历史作用 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阻滞统一进程说] 张耀枢、刘勉之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在这里，战争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巩固分峙局面、阻滞统一进程是起着有力作用的。而其中赤壁之战，正是‘决定三国局势的一个主要战争’”。“三国鼎立形势就代替了封建统一局面。”

刘勉之认为：“当时的形势，对吴国的地主、官僚来说，分立有利，但对整个历史，对当时人民来说，曹操的统一利益更大。另一面，吴蜀分立，对当时东南、西南的开发，也还是有利的。使没有赤壁之战，孙权降曹，刘备孤军无援，统一的局面不要等到公元○年，对当时的人民来说，对生产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件更大的好事。”27

[对统一有促进说] 施丁、范文澜、李恩普持此说。

施丁指出：“若从短期或是几百年的时间来看，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三足鼎峙，似乎是分裂的因素与祸根。如果从长期，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没有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鼎峙，就不会有更大的统一，我国历史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不断地反复出现、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地上升，是祖国统一历史的辨证的发展过程”。28

范文澜认为：“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曹操所代表的统一趋势虽然受到阻碍，但此后三国统治者各在自己的领土内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各国内部的统一，恢复残破已极的生产（主要是魏国），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斗时期，三国分立也还是恢复全国统一的一个步骤。”

李恩普认为：“赤壁战后，曹操受到严重挫折，不得不退回北方，势力局限在中原及北部中国，再也无力大举南下。孙吴在江南得到巩固和发展，保全了所据长江中、下游地盘。刘备乘机占领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荆州，站稳了脚跟，从‘寄人篱下’变为有人、有兵；继而进据益州（今四川一带）和陕西南部，同北方曹魏形成对峙之势。所以，这次战役是造成从东汉末年群雄角逐、分裂混乱局面，走向相对稳定的三国鼎立局面的决定性战役”。

哪个版本的中国通史好?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研没有参考书，因为该系不向考生指定，不过北大历史论坛上会列出该系学生上课时老师推荐或指定阅读的一些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参考书目

教 材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

秦汉篇参考书

《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秦汉史》，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齐鲁书社1986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秦汉史论集》，高敏，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

《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大学出版社1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论丛》，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隋唐篇参考书

《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

《资治通鉴》（隋唐部分）。

《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7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中华书局17年9月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年12月版。

辽宗夏金篇参考书

《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及相关列传。

《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宋史》，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

《金史简编》，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

《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元朝篇参考书

《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元朝史》，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元史》，周良霄、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明清篇参考书

《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清史稿》:《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年版、1986年版。

《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专题参考书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年版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

《秦汉法律与社会》，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思想史》，金春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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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 赤壁之战

我刚刚订了一本《吕著中国通史》，作者就是楼上说的吕思勉。为什么要买吕思勉撰写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吕思勉是民国时候的史学家。民国时候，治学的精神比现在要严谨的许多，而且还有很多作者自己的见解在里面，新中国之后的史学家，大部分跳不出思想，对封建制度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了解，都带有比较浓的有色眼镜。并且基本没有什么个人见解，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歪曲的地方的很多！所以就有了袁伟时老先生说的一句话：“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

另外，如果你单单看历史书籍还是没办法增加自己的观点，个人推荐几本书，可以交叉来看，这样你就会可以对比着来看了。只有对比，才能有不同，有了不同之处，才会产生疑问，有了疑问就会有自己的的见解了。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有一些观点还是不错的，毕竟没有马列思想在作怪。我看过之后，此书可以增加视野）、张帆《中国古代简史》（书适合考研，内容很细致，有一点，缺少作者个人独特的见解，基本结论都是延续的老一套，必须要有选择的摘取书中的内容，切忌不可全部相信书中的结论。我看了好几遍了，越看约有问题，希望你也多看看）、马立诚《历史的拐点》（此书不读，甚是可惜啊，但有一个要求，跟张帆《中国古代简史》比较着看，绝对给力！）袁伟时《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晚清大变局》（啥也不说了，读历史不读袁老先生的书，只能睁眼说瞎话）吴思《血酬定律》（此书一读，变不想在读任何书籍了），最后在推荐你一本书，美包弼德著《历史上的理学》（此书就是介绍中国各个朝代思想文化的变迁及生成，我看过之后很有帮助）。先讲这么些，如有需要，电子信箱联系：saxman@163。好的电子格式的书籍再发你！上面的书本人都读了，楼主放心！

1．关于赤壁之战的总体规模 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

[不是一次大战，而是小规模的战役说] 尹韵公持此说。

尹韵公认为：赤壁之战不是一场大决战，而是小规模的遭遇战，理由如下：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五千轻骑在长坂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再从军事角度看，“曹操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作为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曹操难道会在明显的事实面前主观行事，把一群群疾病之夫驱往赤壁，同孙、刘联军进行一场大决战吗”？此外，“再从赤壁之战以后的情况看，也可以说明它不是一场大战”。“历史上著名的大战役，一般都是战争双方倾全力进行的战略决战，而战败的一方或是以军事上的崩溃导致的倾覆”，“或是一蹶不振”，但“赤壁之战后的第三个年头，曹操又发大军征讨汉中。”如果真有赤壁大战，曹军是“不可能在三年内恢复生机，再次投入远征的”。不过，“赤壁虽然没有大战，但小战却发生了。正如上面所说，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遭遇战。1

[赤壁大战说]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以韩国磐、卢专、王陵、王泓等为代表。

韩国磐在大量引文博证的基础上认为：“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并没有渲染夸大，把本来是小的战争夸张为赤壁大战。赤壁之战是中国史上一次重大的战争，在司马光以前的史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赤壁之战之所以是历史上的重大战争，不仅古代史书中早已如此记载，还由于这次战争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要明白这点，首先要知道当时荆州的重要地位”。“荆州是当时关键性的要地”。三方都欲“取荆州”。“所以，当时形势决定了赤壁之战是一场重要的战争”。“再从赤壁之战的特点来说，它是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火攻”。“同时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正因为赤壁之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是火攻致胜的典型战例，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而著称，因此，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战争”。2

卢专认为尹韵公关于赤壁小战的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参加赤壁之战的曹军，即使不是曹操在荆州的全部兵力，也是大部分的主力，而不是区区之众”。首先，“从时间上看，曹军完成这次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是完全可能的”。“赤壁之战是十一月份发生的，这就是说，曹操从长坂之战到赤壁之战，中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曹操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调兵遣将，完成军事集结”。其次，“从军事角度上看，曹操无论是否注意到疾疫的严重性，都不会只用五千人去和刘孙联军决战”；“虽然，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他多次以少胜多，但用五千人去征服‘据有六郡，兵精粮多’的东吴，有可能吗？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更何况曹操呢？”再次，“从赤壁之战前后的情况来分析，也可以看出它不是小仗而是大仗。曹操占领江陵后，分水陆两路大军东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如果曹操率领的军队只有五千，连操纵这一千艘战船的人手都不够，又怎么作战呢？”“赤壁战后，双方在荆州的力量对比也说明曹操受到了很大挫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拥兵二十多万，形成对孙刘联军的绝对优势。战后曹操在荆州力量削弱，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尽管赤壁之战没有导致曹操的倾覆或一厥不振，并不等于说赤壁之战的规模不大，意义不重要。”“赤壁之战确是一场大战”。3

王陵、王泓分别从“曹操的战略目标”、“曹操的兵力”、“曹军的急疫”、“战争的结局”四个方面论证了赤壁大战。仅从战争结局方面，他们就提出三条理由说明“赤壁之战是场决定形势的大决战”。“其一，赤壁大战可以说是曹操战争史上的转折点。公元208年以前，曹操利用北方军阀的矛盾和弱点，个个击破，以弱胜强，虽有局部失败，但终于运筹帷幄，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赤壁之战以后，他转入了保守阶段。虽与孙权战于合肥，与刘备争于汉中，互有胜败，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汉中失于刘备，南中成了吴土，所谓一世之雄，也只能与孙、刘鼎立，仍然是个雄才不展的军阀！这次战争一直影响了半个世纪以上历史，使国家处于完全分裂状态”。“其二，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则是，孙权稳坐江东，割据成了定局；刘备占了荆州江南数郡，‘流寇’成了‘坐寇’，曹操心腹之患日深。曹操只占了襄樊，大胜变成大败”。“当时曹操不但不能在长江上再与孙刘决战，而且四川已落到刘备手中。如果赤壁之战是一次小挫折，曹操能容忍金苹果被人摘掉吗？”“其三，曹操想吞并南方，然后灭汉称帝，这大概无人怀疑。但是从建安十三年，到建安二十五年，其间十二个年头，曹操再没有过对孙、刘集团进行过决战，其原则就是赤壁之战失败惨重，影响深远”。4

持此说者还有范文澜、谭绍鹏、张国光等。

[赤壁之战应为乌林之战说] 此说对前二说均取否定态度。万绳楠为代表。

《三国志·李瑜传》有“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之句，万绳楠由此以为“赤壁之战是遭遇战，曹军不利。‘引次江北’，即引次乌林。‘瑜等在南岸’，即在赤壁。真正的战争（火攻），是后来在北岸的乌林打的。无怪乎孙吴要说‘破操乌林’了”。“如从唐朝算起，‘赤壁之战’讲了一千多年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会。科学的应是孙吴时候的人曾经说过的乌林之战”。5

2．关于双方兵力强弱问题一般认为孙刘联军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五万人，其中孙权的兵力三万，刘备的兵力一万，刘琦的兵力一万，历来无人对此发生怀疑。而曹操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是多少，则说法不一，主要存有五种不同看法。

[号称八十万，实际五十余万说] 此说以吕振羽、《选集》注为代表。

吕振羽指出：“赤壁之战开始时，曹操带了八十三万人马，（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估计是三十多万），以及刘琮投降的二十来万水军，来势很猛”。

《选集》注指出：“公元二○八年，曹操兵五十余万，号称八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和曹操的敌人刘备联合，出兵三万，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用火攻烧曹操船只，大破曹军”。6

[号称八十万，实际三十万左右说] 谭绍鹏、李恩普等持此说。

谭绍鹏指出：关于曹军兵力是多少？“曹操给孙权的信说是八十万，目的是恐吓，难免有夸大。周瑜的分析是‘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七、八万’，共二十多万，亦是缩小数字以宽慰孙权。允执其中，少不了三、四十万”。7

李思普基本上持此说，他指出：“曹操逐步统一了北方，占据幽、青、冀、豫、徐、并、兖和司隶（今河南洛阳一带），拥兵数十万，特别是公元207年北征三郡乌桓单于，彻底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稳定了北方和辽西一带，遂乘胜挥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荆州刘表和江东孙权，统一天下。形势迫使孙权、刘备结成联盟，公元208年共抗曹军于赤壁。这次战役，曹军将近三十万人，号称八十三万大军，而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左右，处于劣势。结果曹操却招致惨败，引兵北返”。

[号称八十万，实际二十万以上说] 张耀枢、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韩国磐等为代表。

张耀枢指出：“曹军不费气力就占领荆州，并且获得刘表的水军，拥有二十万人以上的兵力，号称八十万人，水陆大军从江陵顺流而下，矛头主要向着江东的孙权，这时曹操在军事上占着很大的优势，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指出：“曹操在长坂打败了刘备以后，占领了荆州的江北地区。他在江陵写信给孙权，说他率八十万大军要与孙权‘会猎于吴’，进行恫吓”。“孙权召集部下商议”后，“才断然下了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决心”。“曹操率水陆军由江陵顺江而下，与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于是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这时，曹操大约有军队二十几万人，号称八十万，孙刘联军只有五万人，从数量说，曹操占绝对优势”。

韩国磐指出：“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一再提到这次战争。据周瑜所说，曹操所率中原军队十五、六万人，得刘表降军七、八万人，合计约二十三、四万人。孙刘联军不过五万人。以五万人战胜二十多万人，故亦因以少胜多而著称”。8

史学界大都持此说，如范文澜、郭沫若等。

[曹军五千人说] 尹韵公持此说。

他认为：“曹操占领荆州后，以江陵有军实，恐为刘备据之，乃释辎重，亲率大军抽出的骑兵五千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长坂追上了刘备、诸葛亮等人，一阵冲杀，刘备战败。恰巧这时鲁肃至当阳，他劝说刘备改奔孙吴。刘备当即派诸葛亮随鲁肃往柴桑会见孙权，双方结成联盟。孙权马上派遣周瑜、程普等率水军三万佐刘备还击曹军”。所以说赤壁之战“是五千而不是八十万曹军同孙刘联军在赤壁相遇”。9

[曹军在二十万以内但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说] 施丁持此说。

施丁认为：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存在”，因为“一方面，古代史籍上关于曹军众多而孙刘联军寡少的记载较多较明确，不可忽视；另方面，曹军从江陵顺江东下到赤壁作战，在时间上并不紧迫”。“又按史籍所记，赤壁之战时，曹军大队人马确已到了赤壁、乌林区”。“但是说曹军仅五千人投入赤壁之战虽然不大可能，而其二十余万兵（北兵十五、六万及荆州璋兵七八万）也不可能全部投入此次战斗”。因为“曹军占了新野、襄阳、当阳、江陵等地，自然要安排将兵镇守，而且人数少了还不行，可能要分出几万人马。我估计，曹军东下的水陆两路人马可能在二十万以内”。“还应该指出，曹军的水军兵力有可能少于孙、刘联军的水兵”。所谓“操既有荆州水军十万”，“肯定是个夸张的数字”。而实际“恐怕水军超不出三万，而且赤壁之战前几年内，荆州江夏太守黄祖所率的水师多次败于孙权的水师，说明荆州水军兵力尚不如孙权的水军”。“赤壁之战时，荆州水军既有往年黄祖败亡之失，又有刘琦万人离去；而孙权水军往年既有所增强，近日又有刘备、刘琦兵力的联合，那么孙权兵力多于曹操所有的荆州水军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赤壁之战，就双方总的兵力来说，曹军众，孙刘联军寡，是毫无疑问的；但就其中训练有素及经过水战考验的水军来说，曹军少，孙刘联军多，倒是很可能的”。10

3．关于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观点。

[多种因素说] 此说以范文澜、刘勉之等为代表。

范文澜指出：赤壁之战，曹操“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曹操军有不少弱点：（一）荆州兵被迫投降，军心动摇，而水战主要依靠荆州兵；（二）北方兵不习惯南方水土，战斗力削弱；（三）曹操军后方不巩固，特别是马超、韩遂等军割据关西，威胁许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弱点；（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对曹操”。“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曹操军存在着这许多弱点，只宜速胜，不能持久。恰巧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结果孙、刘结盟，“用火攻法大破曹操军”。

刘勉之认为：“二○八年曹操入荆州，得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周瑜指出曹操冒用兵四患：一、北方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曹操后方受威胁；二，青徐步兵，不习水战；三，天气盛寒，马无藁草；四，北方士众，不服水土，必生疾病。自请领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攻破曹操”。“周瑜部将黄盖献计诈降火攻，曹操船舰相连，首尾相接，正好东南风急，黄盖放船同时发火，延烧岸上营房，烟火涨天，曹军大败”。11

[曹军“疾疫”说] 此说以尹韵公、李友松、季始荣、田树仁等为代表。

尹韵公指出：“曹军征荆州之时，正值南方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疾疫”。“曹军大多数人，病倒的病倒，病死的病死”。所以说“曹操在赤壁失利主要不是被击败，而是军队遇疾疫，迫使曹操烧船主动撤退”。还是裴松之说得好：“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12

李友松认为：“曹操兵马确实遭到疾病的严重危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导致曹军的惨败呢？”“血吸虫急染乃曹军致败的主要原因”。“曹操兵马在赤壁之战时被血吸虫感染时间、潜伏期与发病时间的关系及危害上是相符的，即在秋天感染后陆续发病，至冬天在赤壁决战时已是疾病交加，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了”。“相反，那些在疫区内长期从事生产、生活，经常接触疫水的刘备、孙权兵马，虽然也经常感染血吸虫，但多数是慢性血吸虫病”。“这种差别就是患慢性吸血虫病的刘孙联军战胜患急性血吸虫病的要害所在”。13

季始荣则认为：“赤壁之战曹军败北，曹营所发生的疫病与血吸虫无关，而有可能与疟疾流行有联系。”“疟疾是著名的古老疾病”，“疟疾为当地常见病，有的还会暴发流行”。“传播季节自4月开始直至10月共有七个月”。“曹军当年经豫南越过桐柏山脉，遍走武当山、荆山，进入江汉平原和湖沼地区，都是疟疾传播季节”。加上“急行军，官兵疲乏，进入湖北后可能感染疟疾，经反复传播在军中造成流行，终致有的病重有的死亡”。“疟疾基本上是全国普遍性疾病，河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对疟疾都易感，军中一遇相互传播，容易引起大规模流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是可以想像的”。14

田树仁认为：“曹操军队赤壁之所以发生的疾疫是中国当时频年流行可伯、凶猛传染病的一次局限性流行。”“到底都是哪些传染病？”“有人曾怀疑这可能是斑疹伤寒。如果确是这个病，再结合建安初期，中原军阀混战时，有的军队虱虮很严重。那末，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流传很广，被称之为‘战争热’、‘饥荒热’的虱媒传染病，在那战乱、饥荒频仍的时代，是否也曾兴风作浪过？”“似有此病之嫌”。15

[曹操错误的军事指挥所致说] 张耀枢、卢专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拿战争双方的情况来看，曹操势力强，是主动的进攻，战略上处于优势；孙权势力弱，是被动的防御，战略上处于劣势。”“但这仅是一般的情况”。双方各有优劣，“现在来看出色的军事家是怎样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战略形势转变的”。“当时，曹操的军队追击刘备，乘胜南下，直到长江北岸的江陵，在这里，他把部队大部分安排上战船，沿江岸也有部队，这样顺流东下。孙刘方面，周瑜统率三万部队，主要是水军，在武昌会师刘备、刘琦的两万人，溯江而上去迎击曹军，两军遭遇于赤壁”。“这里可以看出：曹军布置上的错误，把大部分不习水战的士兵摆在船上，以水军作它的主力，陆上的军队只能起配合作用，使北方骑兵的威力不能发挥，又因为‘水土不服’，多数士兵已发生患病现象。而孙刘联军的指挥上却掌握着以精练水军在大江上作战的这一有利地位。所以，第一次的遭遇战，就取得小胜，这下曹军把战船移靠长江北岸”，周瑜又“针对‘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这一个大错误，用‘火攻’的战术。于是曹操大败”。

卢专认为：“决定战争决定进程的主要是掌握了一定物质力量的人的主观努力。曹军之所以染上疾疫，并不是运气不佳，主要是曹操错误的战略思想造成的。曹操兼并荆州后，在还不具备统一中国的社会物质力量的情况下，便急于求成，企图一鼓作气荡平东吴。为此，他不顾部队连续作战，已疲劳不堪，驱使他们冒着炎热强行军，这就必然引起疾疫流行。再如赤壁之战时，江面上还刮着强劲的东南风。周瑜就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取火攻，而曹操面对东南风，不仅想不出什么破敌之策，而且对它可能产生的威胁也没有一点警惕。相形之下，我们不觉得曹操的谋略比周瑜低一筹吗？”16

[败于火攻说] 韩国磐持此说。

他认为：“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周瑜等论述曹操方面的弱点，就是曹的后方不稳，有后顾之忧；军心不一，舍鞍马之强，而与南人争舟楫之利；马无藁草，士兵不习水土，必生疾疫等，却未估计到夏历十一月会大刮东南风，助长了火攻这一偶然因素。而东南风助成火攻这一偶然因素，确是曹军大败的重要因素。”当然，也应看到曹操“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以致偶然因素能起作用，终于失败”。17

[基本原因是水军兵力较弱，决定因素则是军士狐疑说] 施丁持此说。

他认为：首先，“在水兵方面，联军优于曹军，是赤壁之战胜负的一个基本原因”。“曹军本以鞍马为长”，“但顺江东下”，“曹操所得之荆州水军本不够用，原有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以此骑兵改编为水军，当然是舍长就短，这是真正之患”。其次，“人心之向背与士气之高低，是赤壁之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曹操自江陵东下，水军以荆州降者为基干，与孙刘联军交兵，问题更大。荆州水军，除了与刘琦部队有同乡之谊，交锋时情难下手外，又因往昔一再败于孙军，今又力量较弱，更有恐惧心理”。而“孙刘联军却无荆州水军那种思想与心理，他们能‘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刘联军与曹操水军相较，在军心士气方面，显然有‘同仇敌忾’与‘尚怀狐疑’之别；而如此两军作战，谁胜谁负，不难预料”。18

[主要是曹操骄傲轻敌说] 李恩普，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持此说。

李恩普认为：“在赤壁之战中，曹军处绝对优势，接连打了不少胜仗，拥有雄兵数十万，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挥师南下，刘琮束手就降，荆州垂手而得，因而横槊赋诗，趾高气扬，骄傲轻敌，看不到自己军队弱点，对黄盖诈降，缺乏警惕，对东吴利用火攻，毫无戒备，结果招致惨败”。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曹军由于行军疲惫，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流行；水师又是刚刚归附的荆州降军组成的，人心涣散，因而战斗力并不强。特别是曹操骄傲轻敌，轻信了周瑜部下黄盖的诈降，使黄盖得以数十艘装满柴草油脂的小船靠近曹操的战船”。结果“烧掉了曹军的全部船只”，“还延烧到江岸上的曹军大营”，使得“曹军全线崩溃”。19

4．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 关于赤壁古战场的地理位置，历来说法不一，有汉川、汉阳、黄冈、武昌、蒲圻等。近年来通过研讨逐步趋向一致，但仍存有三种不同看法。

[嘉鱼县境说] 《选集》注、范文澜、天津师院《中国简史》等持此说。

《选集》注指出：“赤壁在湖北省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20

范文澜认为：“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

天津师院《中国简史》指出：孙刘联军“与二十多万曹军在赤壁（湖北嘉鱼）会战”。21

[蒲圻县西北说] 丁力、陈可畏、冯金平等持此说。

丁力认为：“赤壁是山名，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赤壁公社。位处长江南岸，峙立江边，山岩石壁呈赭红色，故曰赤壁”。“大江北岸就是乌林矶，今属洪湖县龙口公社，就是当年曹操兵败乌林的地方”。“赤壁的东边有一条陆溪，又名陆水，注入长江处有一小镇，名陆溪口，在今嘉鱼县西，即三国时代的陆口。孙权使鲁肃、吕蒙屯兵陆口，即此”。“解放后，有不少出版物把赤壁的地点注释错了”。“造成这种错误，恐怕是根据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辞源》说，‘赤壁，在嘉鱼县东北江滨’”。“本来，解放前，赤壁是属于嘉鱼县，但不是在嘉鱼县东北，实际地点与旧注家所说的方向正相反，而是在嘉鱼县西南。嘉鱼县东北是老官咀、牌洲、并没有赤壁”。“解放后，人民考虑到蒲圻县是山区，在长江没有出口处，于是就把原属嘉鱼县陆水以西赤壁一带的地方，划归蒲圻县。这样，蒲圻北部山区的竹木山货，就可通过长江来运往各地了。现在赤壁公社的所在地，就在赤壁山下”。22

陈可畏认为：“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山，就是东汉末年赤壁之战的赤壁。”其理由是：（一）“今蒲圻县的赤壁山，位于县城西北一百余里，恰好与洪湖县东龙口公社的乌林矶南北相对。这同《三国志》赤壁之战中的赤壁与乌林的位置记载完全吻合”。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在赤壁初战失利后，便率领大军驻扎在长江北岸的乌林一带，而周瑜、刘备联军则驻扎在长江南岸的赤壁一带。也就是说赤壁与乌林南北相对”。（二）“孙刘联军在赤壁首战中能以少胜多，而曹操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是不敢在初战中强攻而北撤，二是北撤之后迟迟不向孙刘联军的驻地赤壁发动进攻，这说明赤壁是一个很险要的地方”。“今蒲圻县西北的赤壁，位于长江南岸，北端延伸于大江之中，悬崖峭壁，有利于进攻、防守，西南有黄盖湖，经石头、清江二口通长江，可以隐藏大量的水军、战舰并防止袭击，这是黄岗赤壁和武昌赤壁所没有的”。（三）除上述两点外，“还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文物，遗迹等为证”。如“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刘表传》云：‘赤壁，山名，在鄂州蒲圻县’。杜佑在《通典》中引《地志》说：‘今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等等。23

冯金平也持类似看法。24

持此说者还有吴永章、舒之梅、蒋永星、胡秦葆等。

[武昌赤壁说] 持此说的有吴应寿、万绳楠等。

吴应寿不同意赤壁位于蒲圻县西北的看法，认为：如按上述说法“那么古赤壁就与江北的乌林南北相对了，但从赤壁之战的规模来看，两军对垒只隔一江是不可能的，而必然有较长的战线。因此赤壁之战的地点与乌林必定有一段距离，这样，乌林对面的蒲圻县赤壁山就不可能是赤壁之战的战场”。“古赤壁应是在武昌县西南的赤矶山”。25

万绳楠认为：读《江表传》所说：“‘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感到乌林与赤壁对岸说有问题。如果乌林是与赤壁对岸，怎样解释借东南风，‘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呢？黄盖烧船应是上溯而非横断长江”。又“检《水经注》卷十四（永乐大典本），先记江水“又东径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后记‘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乌林在蒲圻县，赤壁山在武昌县。则郦道元早已考定了乌林与赤壁的具体位置，二者一上一下，并非隔江相对”。26

5．赤壁之战的历史作用 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阻滞统一进程说] 张耀枢、刘勉之等持此说。

张耀枢认为：“在这里，战争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巩固分峙局面、阻滞统一进程是起着有力作用的。而其中赤壁之战，正是‘决定三国局势的一个主要战争’”。“三国鼎立形势就代替了封建统一局面。”

刘勉之认为：“当时的形势，对吴国的地主、官僚来说，分立有利，但对整个历史，对当时人民来说，曹操的统一利益更大。另一面，吴蜀分立，对当时东南、西南的开发，也还是有利的。使没有赤壁之战，孙权降曹，刘备孤军无援，统一的局面不要等到公元○年，对当时的人民来说，对生产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件更大的好事。”27

[对统一有促进说] 施丁、范文澜、李恩普持此说。

施丁指出：“若从短期或是几百年的时间来看，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三足鼎峙，似乎是分裂的因素与祸根。如果从长期，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没有赤壁之战、南北对抗或是鼎峙，就不会有更大的统一，我国历史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不断地反复出现、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地上升，是祖国统一历史的辨证的发展过程”。28

范文澜认为：“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曹操所代表的统一趋势虽然受到阻碍，但此后三国统治者各在自己的领土内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各国内部的统一，恢复残破已极的生产（主要是魏国），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斗时期，三国分立也还是恢复全国统一的一个步骤。”

李恩普认为：“赤壁战后，曹操受到严重挫折，不得不退回北方，势力局限在中原及北部中国，再也无力大举南下。孙吴在江南得到巩固和发展，保全了所据长江中、下游地盘。刘备乘机占领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荆州，站稳了脚跟，从‘寄人篱下’变为有人、有兵；继而进据益州（今四川一带）和陕西南部，同北方曹魏形成对峙之势。所以，这次战役是造成从东汉末年群雄角逐、分裂混乱局面，走向相对稳定的三国鼎立局面的决定性战役”。